A's profile望乡台。True news, from the ...PhotosBlogListsMore Tools Help

Blog


    November 30

    洋人做事,收尾收尾,越收越萎。好几万字,通篇昏话,全无内容,“文以意为主”是不行的了,退而求其次,“以气为主”。气倒是还有,惜哉只出不进,越存越短,一点不富余,只有这么多。
     
    气毕拔管,人走茶凉。后天上路。
    November 29

    证书

    昨晚收到桑尼寄来的毕业证和两本论文。多谢。四五百页,错漏甚多,但好歹字字见血,终归历历在目。继续改,慢慢择。张弛之道,鉴往知来。
    November 28

    攻坚开始,明天结束

    工作十周,本周结束。和谐卖命,就此打住。继续进步,永无归路。
     
    两位老同志,一样赤诚心:
    November 20

    魏啊瑞蒂

    刚刚知道,SFU的校谚是法语的“我们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是中国,你还记得吗。
    November 16

    许飞

     
    在莫名处听到此歌,旋律不错,抬头一看,是个超女,大吃一惊。
     
    听声音不出西城海淀,看介绍来自吉林四平,又吃一惊。
     
    凭记忆是个女的,看长相像个男的,再吃一惊。
     
    自编自唱,其实还好;自翻自炒,一下跌倒。
     
    想唱就唱,不是想上就上。过犹不及。

    卅年河东好风光

    请看苏修的一种新行业

    《红旗》一九七五年十一期

    阳戈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 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补习班”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艺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社会主义”不就露了底?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可是,以“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闹得乌烟瘴气,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愤怒,于是苏修报纸也不得不说上几句对此表示不满的话。这当然只是装装样子、骗骗群众而已。他们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点儿浮油,根本不可能触伤老爷们那肥胖的躯体。那些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不仅文章登不出,恐怕连作者都早已被关进了“疯人院”。而经过精心筛选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痒、避而不谈问题实质的文章,简直无异于莫斯科街头的广告,对这种行业只能起到提倡、鼓励以至“介绍经验”的作用。很显然,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推翻苏修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苏修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统治者不敢想的,苏联人民却要想,并且终究有一天还要行动起来,再一次扫除这些秽物。
    November 15

    翻译开始

    还是头痛。翻译不得文笔差的,一翻译就头痛,就口渴,就开小差。
     
    忍见杀人刀,落于黄花妖。屈子亦无计,跃向万里涛。
    November 10

    头疼

    小病怡情,大病养身。休息,休息。
    November 09

    这是二零零六年的重庆,一家国企的斗争

    全文转载。改了一些错字。
     
    重庆:嘉陵厂出大事了,全部道路被封闭
     
    从今天早晨7点开始,嘉陵厂的老员工就把嘉陵厂和外面连接的两天道路完全封闭,所有车辆一律不准进出,行人只能步行出厂。
     
    据了解,老职工们之所以这么做实属无奈,嘉陵厂破产后,老职工们该得的赔偿被那些贪官污吏东扣西扣截留了不少,这和去年特殊钢厂老工人轧马路的原因基本上是一样的。对老工人我们很同情,但是这种行动肯定会影响大家的生活,希望上级领导能够快点解决此事,也早点让守候在事发现场的无数便衣警察和防暴队的同志回家休息。每个大厂破产都搞一回堵路,重庆那么多国营企业,如果大家都这么搞,还发展个屁啊。该抓的贪官就是要抓,国家的政策坚决不允许他人从中乱打折扣中饱私囊。
     
    了解情况的同志请都来跟贴哈,现在嘉陵厂成了反腐败的斗争现场了。
     
    作者:betty003 回复日期:2006-11-6 20:11:00
    我们是重庆市农机厂的,也是全民所有制,他们连破产都不要我们破,直接就关闭了,工人们该享受的许多政策性的补偿都被贪官掠去了,我们的厂房马上就要用来搞房地产开发了。工人们也表示,只要强盗们进来,迎接他们的将是工人们坚决的抵抗,中共中央六中全会的精神是《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第六条第四款:着力解决土地征收征用、城市建设拆迁、环境保护、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涉法涉诉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坚持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利益集团利令智昏,正在上演最后的疯狂,大家一定要以六中全会,党中央的精神为准,誓死捍卫自己毕生心血凝结的财富。
     
    作者:luoluo306 回复日期:2006-11-7 10:49:00
    支持,支持!
    嘉陵厂完全是这些贪官搞垮的,出了楞个大的事,嘉陵种菜(总裁)靖x都不出来说句话,完全把这些工人当傻子,他倒是想往上头爬的人,钱都找够了,哪管员工的死活。而且还不准在册职工去现场围观,其实是怕他们也闹事。

    那些闹事的内退职工大多40岁左右,辛辛苦苦为嘉陵工作了一辈子,现在孩子正是爬上坡路的时候,突然宣布被内退了,养老保险也不继续交纳,一个月三四百元的工资还要付水、电、气。现在一碗小面都要2元,啷个让人活嘛。
     
    作者:素就像天上的浮云 回复日期:2006-11-7 14:47:00
    还记得去年特钢堵马路,退休老工人打出的标语特钢的今天就是嘉陵的明天,现在验证了~~
     
    特钢的事情如果不是被突发事件捅到中央去了,中央也不会派人查,也不会得到一些解决。
     
    作者:hryyll 回复日期:2006-11-7 19:07:00
    通了通了,这个帖子是我发的,我自己再回最后一次。
     
    今天下午堵路的职工又遭警察打了,原因就是堵路。没想到国家的武装先拿自己的人民开练。有人被打得一脸是血啊,惨哦。
     
    不过,还是有令我很震动的场面出现在职工被打之后,从各个车间冲出几千名在职职工和警察进行对抗。没办法,官逼民反嘛。这些职工还是挺团结的。这个社会环境,我们的确不能对这些事情的圆满解决抱太多希望了。做为一个旁观者,我为这些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感到自豪和骄傲,也为社会现状感到担忧。就这样嘛,没心情说了。只希望那些人不要逼老百姓太甚,不然,真的引起社会动荡就不好了,毕竟嘉陵厂还是个拥有上万职工的大型企业。

    这是二零零六年的美国,一名华人的遭遇

    全文转自军坛:

    200692811时左右我到麻州州长办公室上访,请求政府帮助解决问题。接待小姐让我等待。当我坐在沙发上等的时候,一群州警察突然闯进。一名叫 Patrick F Monyihan 的警察威胁让我离开,否则就会强制让我离开。当时我问他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了?这时接待女士指责说我想见州长。我说仅仅是想见办公室负责人,因为我知道州长并不是我可以见的(另外想见州长也不是错误)。这时警察又让我离开,为了不被别人陷害, 我站起来说好吧。但是这名警察突然将我推到墙上,大声咒骂,跟本不理会我一再声明我正要离开。由于自己做的正,心中无惧,我就自己跟他回到警察局。途中因为他故意使劲将手铐押紧,我手剧痛而且血液根本无法流通。因此请求他给我松松,但是他蛮横地拒绝了。

    到了警局,他仍不断对我恶毒咒骂和侮辱,甚至极其卑劣的语言侮辱中国人。他故意用手铐对我进行折磨,经常将我的头压低,手臂尽量抬高以增加我的痛苦。他还把我铐到暖气管子上。当他对我折磨得时候,我质问他,你现在铐着我,我又没有反抗,你为什么还要用力反拧我得胳膊? 你是想故意折磨我!他听后又对我大声咒骂。在没有任何搜查令的情况下,对我进行非法搜身,并取走我所有私人物品。更有甚者不允许我同亲友和律师通话。我说他这是违法,但是他嘲笑我说他有权力他就是法。虽然我一直要求见我的律师,但是被无理拒绝。他将我拖到了一间阴冷的小牢房中,把一整卷卫生纸丢到了抽水马桶里。由于前一天闹肚子刚从医院回来,我告诉他我需要去厕所。他让我就在那里上。我要换一个厕所,可他根本不允许。后来在我强烈要求下,才将我拖到另外一间牢房,并恶毒地对我咒骂,并且说,你只有这一个权力。上了厕所你就别想再和你的律师打电话。因为冲水开关在他手中,当他经过的时候,我请求他给我冲一下。他又骂了一句,跟本不管。迫使我在充满臭气的小牢房中呆了几个小时。他甚至偷走了我所有的钱,非法查看私人文件,我丢失了一些重要个人物品。这些警察所作所为令我恶心。

    后来他又将我带到法庭。虽然我坚持见我自己的律师,并要求和朋友打电话,但是却没有人理。出庭前竟然有人探听我的说法。检察官因此将他们对我的指控进行了多次修改。我对此进行了抗议,但是法庭指定的律师根本不站在我的一边。一名狱警竟然当着她的面对我进行羞辱。她甚至不想给我看法庭对我得指控。法庭的指控到她手里之后,竟然又修改了多次。为了让我不能保释,州警无理扣留我的个人身份资料,不交给法庭,却将材料交给FBI和移民局来查我。甚至用欺骗的手段从我这里骗取了两份手印材料,交给了上述部门。我到底犯了什么罪?让他们如此兴师动众?检察官提出了种种不合理的要求,而我的律师照盘全收,不但不提出任何异议,还竟对我提出了额外的要求, 并禁止我在法庭上说话。由于我的律师不作为,在我没有任何前科的情况下,我被迫关在监狱一个星期。

    尽管我一直要求打电话,他们根本不理。难道我是被匪徒绑架?为了让我低头,给我个教训。他们一天一夜不给我一点吃的或喝的。他们对我进行殴打,污辱,为了强迫我照像,十几名警察发了疯一样的折磨我,在我没有任何反抗的情况下,揪头发、卡脖子,我的胳膊几乎被拧断,而他们却越来越兴奋,十几个人疯狂大笑和大叫,我被顶在墙上,双手被反铐,深深嵌在肉中,一名警察竟然用一种可能是警察常用的酷刑,从腹部向上拼命顶击我的心脏,当时身上的疼痛和恶心让我几乎丧失了活的欲望。他们照出来的相片我的脸全部变形,如同厉鬼。随后他们还将我拖到另一处,将我上身放到一个长凳上,可是我的双手还被反铐在背后。一名警察拼命地把我胳膊向一边拉,而那名警察用 盖拼命地压我的胸口。我所有的肋骨欲裂,几乎昏死过去。其他几名警察其用暴力将我的裤子脱掉,甚至品评我的私部。之后又将我拖起,让我坐在凳子上,使劲向上推我的双手,几个人又将我的头使劲向下压,一直到腿底下,如同一架喷气飞机。然后用剪掉我的T 恤。最后拖着我的手铐将我拉上楼梯,扔到一间有冷风的监牢,没有任何毯子。这时我的手腕被手铐连皮带肉拉掉两块。他们还让我跪到地上,把我得脸按在铁床架上,把我得双手掀得很高,才给我打开手铐,换了另外一幅。我坐在铁床架上,光着上身,反铐着。后来才有好心的警察打开我的手铐,给了我一个床垫。但是没有毯子。整夜我冷得不停地发抖。到那时我已经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了。

    一个无辜的人遭受了如此非人的待遇,失去了自由和尊严。无法和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联系。度日如年。感谢上天给了我坚毅的性格,否则任何一个人都会自杀。无助的我为了抗议不公正待遇。我在狱中绝食五天,甚至写血书来证实自己的清白。有些好心的狱警看到我真是冤枉的,对我额外照顾。才使我能够坚持到今天。在那几天里,我的头发大量脱落。身体和精神受到了巨大的摧残。直到现在我胸口每天醒来之后,仍然剧痛,不知道是否有骨折。肠胃经常出问题。双手麻木,没有感觉。手腕骨经过一个月之后还十分疼痛。腰部拉伤。可是我没有钱去看医生。因为由于他们的非法关押,我失去了包括工作在内的所有东西。

    检察官和州警似乎要置我于死地。根本不在乎他们的关押是否合法。千方百计将想将我定罪。他们想尽方法从我这里探听,然后修改对我的指控。到现在他们都没有把所有的材料交到我的律师手中。而很多人却想尽方法从我这里打听消息。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他们跟本不在乎谁是无辜的。他们在乎的仅仅是赢得官司。

    我现在是保释外出。连我的律师都在威胁我,不允许我控告对那些非法警察。不允许我到所有其他政府部门。让我承认其中一些次要的罪名,或承认我是当天是精神有问题来换取不被遣返。否则他们说难以保证赢得官司。遭到我强烈的反对。我跟他们说,一个可怜的人无辜遭受了如此的痛苦。一个法律系统竟然如此软弱无力。还让一个无辜的人承认他根本没有做过的事情。这是个什么社会?! (联系电话:508-208-2268)(james_liu29@yahoo.com)

    November 08

    国军女兵

    日寇最爱。

    骄傲吧,俺们的制服;雄起吧,俺们的国军

    又见零八式军服。瞧这帽徽,瞧这勋表,瞧这军衔,瞧这臂章,瞧这颜色,瞧这举止,瞧这脸蛋,瞧这精神,直接去演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题材影视剧里的国军部队(《南征北战》的国军形象,简直跟这完全一样),连排练都省了。明明是倒退七十年,与亡国之师站队;愣是吹引领现代化,跟大国之兵接轨。接吧,接吧,最好抓紧接,怕就怕接了这搭没下搭了。当然,不接也是不成,从十八英雄汉到击溃八百万的,也的确不是这支军队。他们也的确只配穿国军军服。最好连军歌一起改了,以人为本,和谐世界嘛。
     
    不怕干错事,就怕走错道。
    November 07

    此文极好,虎虎生风。实属难得,且转此处

    一字不易,一字不评。何日来评?天下安定。
     
     
    Friendly Feudalism: The Tibet Myth
    by Michael Parenti
    July 7, 2003
     
    Throughout the ages there has prevailed a distressing symbiosis between religion and violence. The histories of Christianity, Judaism, Hinduism, and Islam are heavily laced with internecine vendettas, inquisitions, and wars. Again and again, religionists have claimed a divine mandate to terrorize and massacre heretics, infidels, and other sinners.

    Some people have argued that Buddhism is different, that it stands in marked contrast to the chronic violence of other religions. But a glance at history reveals that Buddhist organizations throughout the centuries have not been free of the violent pursuits so characteristic of other religious groups.
    (1)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lone, from Thailand to Burma to Korea to Japan, Buddhists have clashed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nonBuddhists. In Sri Lanka, huge battles in the name of Buddhism are part of Sinhalese history. (2)

    Just a few years ago in South Korea, thousands of monks of the Chogye Buddhist order---reputedly devoted to a meditative search for spiritual enlightenment---fought each other with fists, rocks, fire-bombs, and clubs, in pitched battles that went on for weeks. They were vying for control of the order, the largest in South Korea, with its annual budget of $9.2 million, its additional millions of dollars in property, and the privilege of appointing 1,700 monks to various duties. The brawls left dozens of monks injured, some seriously.
    (3)

    But many present-day Buddhi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argue that none of this applies to the Dalai Lama and the Tibet he presided over before the Chinese crackdown in 1959. The Dalai Lama's Tibet, they believe, was a spiritually oriented kingdom, free from the egotistical lifestyles, empty materialism, pointless pursuits, and corrupting vices that beset modern industrialized society. Western news media, and a slew of travel books, novels, and Hollywood films have portrayed the Tibetan theocracy as a veritable Shangri-La and the Dalai Lama as a wise saint, "the greatest living human," as actor Richard Gere gushed.
    (4)

    The Dalai Lama himself lent support to this idealized image of Tibet with statements such as: "Tibetan civilization has a long and rich history. The pervasive influence of Buddhism and the rigors of life amid the wide open spaces of an unspoiled environment resulted in a society dedicated to peace and harmony. We enjoyed freedom and contentment."
    (5) In fact, Tibet's history reads a little differently.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Emperor Kublai Khan created the first Grand Lama, who was to preside over all the other lamas as might a pope over his bishops. Several centuries later, the Emperor of China sent an army into Tibet to support the Grand Lama, an ambitious 25-year-old man, who then gave himself the title of Dalai (Ocean) Lama, ruler of all Tibet. Here is a historical irony: the first Dalai Lama was installed by a Chinese army.

    To elevate his authority beyond worldly challenge, the first Dalai Lama seized monasteries that did not belong to his sect, and is believed to have destroyed Buddhist writings that conflicted with his claim to divinity.
    (6) The Dalai Lama who succeeded him pursued a sybaritic life, enjoying many mistresses, partying with friends, writing erotic poetry, and acting in other ways that might seem unfitting for an incarnate deity. For this he was "disappeared" by his priests. Within 170 years, despite their recognized status as gods, five Dalai Lamas were murdered by their enlightened nonviolent Buddhist courtiers. (7)


    Shangri-La (for Lords and Lamas)

    Religions have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not only to violence but to economic exploitation. Indeed, it is often the economic exploitation that necessitates the violence. Such was the case with the Tibetan theocracy. Until 1959, when the Dalai Lama last presided over Tibet, most of the arable land was still organized into religious or secular manorial estates worked by serfs. Even a writer like Pradyumna Karan, sympathetic to the old order, admits that "a great deal of real estate belonged to the monasteries, and most of them amassed great riches. . . . In addition, individual monks and lamas were able to accumulate great wealth through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rade, commerce, and money lending."
    (8) Drepung monastery was one of the biggest landowners in the world, with its 185 manors, 25,000 serfs, 300 great pastures, and 16,000 herdsmen. The wealth of the monasteries went to the higher-ranking lamas, many of them scions of aristocratic families, while most of the lower clergy were as poor as the peasant class from which they sprang. This class-determined economic inequality within the Tibetan clergy closely parallels that of the Christian clergy in medieval Europe.

    Along with the upper clergy, secular leaders did well. A notable example was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Tibetan army, who owned 4,000 square kilometers of land and 3,500 serfs. He also was a member of the Dalai Lama's lay Cabinet.
    (9) Old Tibet has been misrepresented by some of its Western admirers as "a nation that required no police force because its people voluntarily observed the laws of karma." (10) In fact. it had a professional army, albeit a small one, that served as a gendarmerie for the landlords to keep order and catch runaway serfs. (11)

    Young Tibetan boys were regularly taken from their families and brought into the monasteries to be trained as monks. Once there, they became bonded for life. Tashì-Tsering, a monk, reports that it was common practice for peasant children to be sexually mistreated in the monasteries. He himself was a victim of repeated childhood rape not long after he was taken into the monastery at age nine.
    (12) The monastic estates also conscripted peasant children for lifelong servitude as domestics, dance performers, and soldiers.

    In Old Tibet there were small numbers of farmers who subsisted as a kind of free peasantry, and perhaps an additional 10,000 people who composed the "middle-class" families of merchants, shopkeepers, and small traders. Thousands of others were beggars. A small minority were slaves, usually domestic servants, who owned nothing. Their offspring were born into slavery.
    (13)

    In 1953,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 some 700,000 of an estimated total population of 1,250,000 -- were serfs. Tied to the land, they were allotted only a small parcel to grow their own food. Serfs and other peasants generally went without schooling or medical care. They spent most of their time laboring for the monasteries and individual high-ranking lamas, or for a secular aristocracy that numbered not more than 200 wealthy families. In effect, they were owned by their masters who told them what crops to grow and what animals to raise. They could not get married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ir lord or lama. A serf might easily be separated from his family should the owner send him to work in a distant location. Serfs could be sold by their masters, or subjected to torture and death.
    (14)

    A Tibetan lord would often take his pick of females in the serf population, if we are to believe one 22-year old woman, herself a runaway serf: "All pretty serf girls were usually taken by the owner as house servants and used as he wished." They "were just slaves without rights."
    (15) Serfs needed permission to go anywhere. Landowners had legal authority to capture and forcibly bring back those who tried to flee. A 24-year old runaway serf, interviewed by Anna Louise Strong, welcomed the Chinese intervention as a "liberation." During his time as a serf he claims he was not much different from a draft animal, subjected to incessant toil, hunger, and cold, unable to read or write, and knowing nothing at all. He tells of his attempts to flee:
    The first time [the landlord's men] caught me running away, I was very small, and they only cuffed me and cursed me. The second time they beat me up. The third time I was already fifteen and they gave me fifty heavy lashes, with two men sitting on me, one on my head and one on my feet. Blood came then from my nose and mouth. The overseer said: "This is only blood from the nose; maybe you take heavier sticks and bring some blood from the brain." They beat then with heavier sticks and poured alcohol and water with caustic soda on the wounds to make more pain. I passed out for two hours. (16)
    In addition to being under a lifetime bond to work the lord's land -- or the monastery's land -- without pay, the serfs were obliged to repair the lord's houses, transport his crops, and collect his firewood. They were also expected to provide carrying animals and transportation on demand. "It was an efficient system of economic exploitation that guaranteed to the country's religious and secular elites a permanent and secure labor force to cultivate their land holdings without burdening them either with any direct day-to-da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serf's subsistence and without the need to compete for labor in a market context." (17)

    The common people labored under the twin burdens of the corvée (forced unpaid labor on behalf of the lord) and onerous tithes. They were taxed upon getting married, taxed for the birth of each child, and for every death in the family. They were taxed for planting a new tree in their yard, for keeping domestic or barnyard animals, for owning a flower pot, or putting a bell on an animal. There were taxes for religious festivals, for singing, dancing, drumming, and bell ringing. People were taxed for being sent to prison and upon being released. Even beggars were taxed. Those who could not find work were taxed for being unemployed, and if they traveled to another village in search of work, they paid a passage tax. When people could not pay, the monasteries lent them money at 20 to 50 percent interest. Some debts were handed down from father to son to grandson. Debtors who could not meet their obligations risked being placed into slavery for as long as the monastery demanded, sometimes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18)

    The theocracy's religious teachings buttressed its class order. The poor and afflicted were taught that they had brought their troubles upon themselves because of their foolish and wicked ways in previous lives. Hence they had to accept the misery of their present existence as an atonement and in anticipation that their lot would improve upon being reborn. The rich and powerful of course treated their good fortune as a reward for -- and tangible evidence of -- virtue in past and present lives.


    Torture and Mutilation in Shanghri-La

    In the Dalai Lama's Tibet, torture and mutilation -- including eye gouging, the pulling out of tongues, hamstringing, and amputation of arms and legs -- were favored punishments inflicted upon thieves, runaway serfs, and other "criminals." Journeying through Tibet in the 1960s, Stuart and Roma Gelder interviewed a former serf, Tsereh Wang Tuei, who had stolen two sheep belonging to a monastery. For this he had both his eyes gouged out and his hand mutilated beyond use. He explains that he no longer is a Buddhist: "When a holy lama told them to blind me I thought there was no good in religion."
    (19) Some Western visitors to Old Tibet remarked on the number of amputees to be seen. Since it was against Buddhist teachings to take human life, some offenders were severely lashed and then "left to God" in the freezing night to die. "The parallels between Tibet and medieval Europe are striking," concludes Tom Grunfeld in his book on Tibet. (20)

    Some monasteries had their own private prisons, reports Anna Louise Strong. In 1959, she visited an exhibition of torture equipment that had been used by the Tibetan overlords. There were handcuffs of all sizes, including small ones for children, and instruments for cutting off noses and ears, and breaking off hands. For gouging out eyes, there was a special stone cap with two holes in it that was pressed down over the head so that the eyes bulged out through the holes and could be more readily torn out. There were instruments for slicing off kneecaps and heels, or hamstringing legs. There were hot brands, whips, and special implements for disembowling.
    (21)

    The exhibition presented photographs and testimonies of victims who had been blinded or crippled or suffered amputations for thievery. There was the shepherd whose master owed him a reimbursement in yuan and wheat but refused to pay. So he took one of the master's cows; for this he had his hands severed. Another herdsman, who opposed having his wife taken from him by his lord, had his hands broken off. There were pictures of Communist activists with noses and upper lips cut off, and a woman who was raped and then had her nose sliced away.
    (22)

    Theocratic despotism had been the rule for generations. An English visitor to Tibet in 1895, Dr. A. L. Waddell, wrote that the Tibetan people were under the "intolerable tyranny of monks" and the devil superstitions they had fashioned to terrorize the people. In 1904 Perceval Landon described the Dalai Lama's rule as "an engine of oppression" and "a barrier to all human improvement." At about that time, another English traveler, Captain W.F.T. O'Connor, observed that "the great landowners and the priests . . . exercise each in their own dominion a despotic power from which there is no appeal," while the people are "oppressed by the most monstrous growth of monasticism and priest-craft the world has ever seen." Tibetan rulers, like those of Europe during the Middle Ages, "forged innumerable weapons of servitude, invented degrading legends and stimulated a spirit of superstition" among the common people.
    (23)

    In 1937, another visitor, Spencer Chapman, wrote, "The Lamaist monk does not spend his time in ministering to the people or educating them, nor do laymen take part in or even attend the monastery services. The beggar beside the road is nothing to the monk. Knowledge is the jealously guarded prerogative of the monasteries and is used to increase their influence and wealth."
    (24)


    Occupation and Revol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occupied Tibet in 1951, claiming suzerainty over that country. The 1951 treaty provided for ostensible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Dalai Lama's rule but gave China military control and exclusive right to conduct foreign relations. The Chinese were also granted a direct role in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to promote social reforms." At first, they moved slowly, relying mostly on persuasion in an attempt to effect change. Among the earliest reforms they wrought was to reduce usurious interest rates, and build some hospitals and roads.

    Mao Zedung and his Communist cadres did not simply want to occupy Tibet. They desired the Dalai Lama's cooperation in transforming Tibet's feudal economy in accordance with socialist goals. Even Melvyn Goldstein, who is sympathetic to the Dalai Lama and the cause of Tibetan independence, allows that "contrary to popular belief in the West," the Chinese "pursued a policy of moderation." They took care "to show respect for Tibetan culture and religion" and "allowed the old feudal and monastic systems to continue unchanged. Between 1951 and 1959, not only was no aristocratic or monastic property confiscated, but feudal lords were permitted to exercise continued judicial authority over their hereditarily bound peasants."
    (25) As late as 1957, Mao Zedung was trying to salvage his gradualist policy. He reduced the number of Chinese cadre and troops in Tibet and promised the Dalai Lama in writing that China would not implement land reforms in Tibet for the next six years or even longer if conditions were not yet ripe. (26)

    Nevertheless, Chinese rule over Tibet greatly discomforted the lords and lamas. What bothered them most was not that the intruders were Chinese. They had seen Chinese come and go over the centuries and had enjoyed good relations with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his reactionary Kuomintang rule in China.
    (27) Indeed the approval of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was needed to validate the choice of the present-day Dalai Lama and Panchen Lama. When the young Dalai Lama was installed in Lhasa, it was with an armed escort of Chiang Kaishek's troops and an attending Chinese minister, in accordance with centuries-old tradition. (28) What really bothered the Tibetan lords and lamas was that these latest Chinese were Communists. It would be only a matter of time, they were sure, before the Communists started imposing their egalitarian and collectivist solutions upon the highly privileged theocracy.

    In 1956-57, armed Tibetan bands ambushed convoy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The uprising received extensive material support from the CIA, including arms, supplies, and military training for Tibetan commando units. It is a matter of public knowledge that the CIA set up support camps in Nepal, carried out numerous airlifts, and conducted guerrilla operations inside Tibet.
    (29) Meanwh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a Free Asia, a CIA front, energetically publicized the cause of Tibetan resistance. The Dalai Lama's eldest brother, Thubtan Norbu,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that group.

    Many of the Tibetan commandos and agents whom the CIA dropped into the country were chiefs of aristocratic clans or the sons of chiefs. Ninety percent of them were never heard from again, according to a report from the CIA itself.
    (30) The small and thinly spread PLA garrisons in Tibet could not have captured them all. The PLA must have received support from Tibetans who did not sympathize with the uprising. This suggests that the resistance had a rather narrow base within Tibet. "Many lamas and lay members of the elite and much of the Tibetan army joined the uprising, but in the main the populace did not, assuring its failure," writes Hugh Deane. (31) In their book on Tibet, Ginsburg and Mathos reach a similar conclusion: "The Tibetan insurgents never succeeded in mustering into their ranks even a large fraction of the population at hand, to say nothing of a majority. As far as can be ascertained, the great bulk of the common people of Lhasa and of the adjoining countryside failed to join in the fighting against the Chinese both when it first began and as it progressed." (32) Eventually the resistance crumbled.


    The Communists Overthrow Feudalism

    Whatever wrongs and new oppressions introduced by the Chinese in Tibet after 1959, they did abolish slavery and the serfdom system of unpaid labor. They eliminated the many crushing taxes, started work projects, and greatly reduced unemployment and beggary. They built the only hospitals that exist in the country, and established secular education, thereby breaking the educational monopoly of the monasteries. They constructed running water and electrical systems in Lhasa. They also put an end to floggings, mutilations, and amputations as a form of criminal punishment.
    (33)

    The Chinese also expropriated the landed estates and reorganized the peasants into hundreds of communes. Heinrich Harrer wrote a bestseller about his experiences in Tibet that was made into a popular Hollywood movie. (It was later revealed that Harrer had been a sergeant in Hitler's SS.
    (34)) He proudly reports that the Tibetans who resisted the Chinese and "who gallantly defended their independence . . . were predominantly nobles, semi-nobles and lamas; they were punished by being made to perform the lowliest tasks, such as laboring on roads and bridges. They were further humiliated by being made to clean up the city before the tourists arrived." They also had to live in a camp originally reserved for beggars and vagrants. (35)

    By 1961,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acres formerly owned by the lords and lamas had been distributed to tenant farmers and landless peasants. In pastoral areas, herds that were once owned by nobility were turned over to collectives of poor shepherds. Improvements were made in the breeding of livestock, and new varieties of vegetables and new strains of wheat and barley were introduced, along with irrigation improvements, leading to an increase in agrarian production.
    (36)

    Many peasants remained as religious as ever, giving alms to the clergy. But people were no longer compelled to pay tributes or make gifts to the monasteries and lords. The many monks who had been conscripted into the religious orders as children were now free to renounce the monastic life, and thousands did, especially the younger ones. The remaining clergy lived on modest government stipends, and extra income earned by officiating at prayer services, weddings, and funerals.
    (37)

    The charges made by the Dalai Lama himself about Chinese mass sterilization and forced deportation of Tibetans have remained unsupported by any evidence. Both the Dalai Lama and his advisor and youngest brother, Tendzin Choegyal, claimed that "more than 1.2 million Tibetans are dead as a result of the Chinese occupation."
    (38) No matter how often stated, that figure is puzzling. The official 1953 census -- six years before the Chinese crackdown -- recorded the entire population of Tibet at 1,274,000. Other estimates varied from one to three million. (39) Later census counts put the ethnic Tibetan population within the country at about two million. If the Chinese killed 1.2 million in the early 1960s then whole cities and huge portions of the countryside, indeed almost all of Tibet, would have been depopulated, transformed into a killing field dotted with death camps and mass graves -- of which we have seen no evidence. The Chinese military force in Tibet was not big enough to round up, hunt down, and exterminate that many people even if it had spent all its time doing nothing else.

    Chinese authorities do admit to "mistakes" in the past,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1966-76 Cultural Revolution when religious persecution reached a high tide in both China and Tibet. After the uprising in the late 1950s, thousands of Tibetans were incarcerated.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forced collectivization and grain farming was imposed on the peasantry, sometimes with disastrous effect. In the late 1970s, China began relaxing controls over Tibet "and tried to undo some of the damage wrought during the previous two decades."
    (40) In 1980,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itiated reforms reportedly designed to grant Tibet a greater degree of self-rule and self-administration. Tibetans would now be allowed to cultivate private plots, sell their harvest surpluses, decide for themselves what crops to grow, and keep yaks and sheep. Communication with the outside world was again permitted, and frontier controls were eased to permit Tibetans to visit exiled relatives in India and Nepal. (41)


    Elites, Émigrés, and CIA Money

    For the Tibetan upper class lamas and lords, the Communist intervention was a calamity. Most of them fled abroad, as did the Dalai Lama himself, who was assisted in his flight by the CIA. Some discovered to their horror that they would have to work for a living. Those feudal elites who remained in Tibet and decided to cooperate with the new regime faced difficult adjustments. Consider the following:

    In 1959, Anna Louise Strong visited the Central Institute of National Minorities in Beijing which trained various ethnic minorities for the civil service or prepared them for entrance into agricultural and medical schools. Of the 900 Tibetan students attending, most were runaway serfs and slaves. But about 100 were from privileged Tibetan families, sent by their parents so that they might win favorable posts in the new administration. The class divide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was all too evident. As the institute's director noted:
    Those from noble families at first consider that in all ways they are superior. They resent having to carry their own suitcases, make their own beds, look after their own room. This, they think, is the task of slaves; they are insulted because we expect them to do this. Some never accept it but go home; others accept it at last. The serfs at first fear the others and cannot sit at ease in the same room. In the next stage they have less fear but still feel separate and cannot mix. Only after some time and considerable discussion do they reach the stage in which they mix easily as fellow students, criticizing and helping each other. (42)
    The émigrés' plight received fulsome play in the West and substantial support from U.S. agencies dedicated to making the world safe for economic inequality. Throughout the 1960s the Tibetan exile community secretly received $1.7 million a year from the CIA, according to documents released by the State Department in 1998. Once this fact was publicized, the Dalai Lama's organization itself issued a statement admitting that it had received millions of dollars from the CIA during the 1960s to send armed squads of exiles into Tibet to undermine the Maoist revolution. The Dalai Lama's annual share was $186,000, making him a paid agent of the CIA. Indian intelligence also financed him and other Tibetan exiles. (43) He has refused to say whether he or his brothers worked with the CIA. The agency has also declined to comment. (44)

    While presenting himself as a defender of human rights, and having w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in 1989, the Dalai Lama continued to associate with and be advised by aristocratic émigrés and other reactionaries during his exile. In 1995, the Raleigh, N.C. News & Observer carried a frontpage color photograph of the Dalai Lama being embraced by the reactionary Republican senator Jesse Helms, under the headline "Buddhist Captivates Hero of Religious Right."
    (45) In April 1999, along with Margaret Thatcher, Pope John Paul II, and the first George Bush, the Dalai Lama called upon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release Augusto Pinochet, the former fascist dictator of Chile and a longtime CIA client who had been apprehended while visiting England. He urged that Pinochet be allowed to return to his homeland rather than be forced to go to Spain where he was wanted by a Spanish jurist to stand trial for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Today, mostly through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and other conduits that are more respectable-sounding than the CIA, the US Congress continues to allocate an annual $2 million to Tibetans in India, with additional millions for "democracy activities" within the Tibetan exile community. The Dalai Lama also gets money from financier George Soros, who now runs the CIA-created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and other institutes.
    (46)


    The Question of Culture

    We are told that when the Dalai Lama ruled Tibet, the people lived in contented symbiosis with their monastic and secular lords, in a social order sustained by a deeply spiritual, nonviolent culture. The peasantry's profound connection to the existing system of sacred belief supposedly gave them a tranquil stability, inspired by humane and pacific religious teachings. One is reminded of the idealized imagery of feudal Europe presented by latter-day conservative Catholics such as G. K. Chesterton and Hilaire Belloc. For them, medieval Christendom was a world of contented peasants living in deep spiritual bond with their Church,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lords.
    (47) The Shangri-La image of Tibet bears no more resemblance to historic reality than does the romanticized image of medieval Europe.

    It might be said that we denizens of the modern secular world cannot grasp the equations of happiness and pain, contentment and custom, that characterize more "spiritual" and "traditional" societies. This may be true, and it may explain why some of us idealize such societies. But still, a gouged eye is a gouged eye; a flogging is a flogging; and the grinding exploitation of serfs and slaves is still a brutal class injustice whatever its cultural embellishments.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a spiritual bond and human bondage, even when both exist side by side.

    To be sure, there is much about the Chinese intervention that is to be deplored. In the 1990s, the Han, the largest ethnic group comprising over 95 percent of China's vast population, began moving in substantial numbers into Tibet and various western provinces.
    (48) These resettlements have had an effect on the indigenous cultures of western China and Tibet. On the streets of Lhasa and Shigatse, signs of Chinese preeminence are readily visible. Chinese run the factories and many of the shops and vending stalls. Tall office buildings and large shopping centers have been built with funds that might have been better spent on water treatment plants and housing.

    Chinese cadres in Tibet too often adopted a supremacist attitude toward the indigenous population. Some viewed their Tibetan neighbors as backward and lazy, in nee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atriotic education." During the 1990s Tibetan government employees suspected of harboring nationalist sympathies were purged from office, and campaigns were launched to discredit the Dalai Lama. Individual Tibetans reportedly were subjected to arrest, imprisonment, and forced labor for attempting to flee the country, and for carrying out separatist activities and engaging in political "subversion." Some arrestees were held in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without adequate food, water, and blankets, subjected to threats, beatings, and other mistreatment.
    (49)

    Chinese family planning regulations that allow a three-child limit for Tibetan families have been enforced irregularly and vary by district. If a couple goes over the limit, the excess children can be denied subsidized daycare, health care, housing, and education. Meanwhile, Tibetan history, culture, and religion are slighted in schools. Teaching materials, though translated into Tibetan, focus o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50)

    Still, the new order has its supporters. A 1999 story in The Washington Post notes that the Dalai Lama continues to be revered in Tibet, but
    . . . few Tibetans would welcome a return of the corrupt aristocratic clans that fled with him in 1959 and that comprise the bulk of his advisers. Many Tibetan farmers, for example, have no interest in surrendering the land they gained during China's land reform to the clans. Tibet's former slaves say they, too, don't want their former masters to return to power.

    "I've already lived that life once before," said Wangchuk, a 67-year-old former slave who was wearing his best clothes for his yearly pilgrimage to Shigatse, one of the holiest sites of Tibetan Buddhism. He said he worshipped the Dalai Lama, but added, "I may not be free under Chinese communism, but I am better off than when I was a slave."
    (51)
    To support the Chinese overthrow of the Dalai Lama's feudal theocracy is not to applaud everything about Chinese rule in Tibet. This point is seldom understood by today's Shangri-La adherents in the West.

    The converse is also true. To denounce the Chinese occupation does not mean we have to romanticize the former feudal régime. One common complaint among Buddhist proselytes in the West is that Tibet's religious culture is being destroy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his does seem to be the case. But what I am questioning here is the supposedly admirable and pristinely spiritual nature of that pre-invasion culture. In short, we can advocate religious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for Tibet without having to embrace the mythology of a Paradise Lost.

    Finally,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criticism posed herein is not intended as a personal attack on the Dalai Lama. He appears to be a nice enough individual, who speaks often of peace, love, and nonviolence. In 1994, in an interview with Melvyn Goldstein, he went on record as having been since his youth in favor of building schools, "machines," and roads in his country. He claims that he thought the corvée and certain taxes imposed on the peasants "were extremely bad." And he disliked the way people were saddled with old debts sometimes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52) Furthermore, he reportedly has established "a government-in-exile" featuring a written constitution, a representative assembly, and other democratic essentials. (53)

    Like many erstwhile rulers, the Dalai Lama sounds much better out of power than in power. Keep in mind that it took a Chinese occupation and almost forty years of exile for him to propose democracy for Tibet and to criticize the oppressive feudal autocracy of which he himself was the apotheosis. But his criticism of the old order comes far too late for ordinary Tibetans. Many of them want him back in their country, but it appears that relatively few want a return to the social order he represented.

    In a book published in 1996, the Dalai Lama proffered a remarkable statement that must have sent shudders through the exile community. It reads in part as follows:
    Of all the modern economic theories, the economic system of Marxism is founded on moral principles, while capitalism is concerned only with gain and profitability. Marxism is concern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on an equal basis and the equitable utilization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It is also concerned with the fate of the working classes-that is the majority -- as well as with the fate of those who are underprivileged and in need, and Marxism cares about the victims of minority-imposed exploitation. For those reasons the system appeals to me, and it seems fair. . . .

    The failure of the regime in the Soviet Union was, for me not the failure of Marxism but the failure of totalitarianism. For this reason I think of myself as half-Marxist, half-Buddhist.
    (54)
    And more recently in 2001, while visiting California, he remarked that "Tibet, materially, is very, very backward. Spiritually it is quite rich. But spirituality can't fill our stomachs." (55) Here is a message that should be heeded by the affluent well-fed Buddhist proselytes in the West who cannot be bothered with material considerations as they romanticize feudal Tibet.

    Buddhism and the Dalai Lama aside, what I have tried to challenge is the Tibet myth, the Paradise Lost image of a social order that was little more than a despotic retrograde theocracy of serfdom and poverty, so damaging to the human spirit, where vast wealth was accumulated by a favored few who lived high and mighty off the blood, sweat, and tears of the many. For most of the Tibetan aristocrats in exile, that is the world to which they fervently desire to return. It is a long way from Shangri-La.

    November 02

    最近甚忙,不知忙甚

    从未见过文字功夫如此之差的美国人,UC Berkley的书不知念到哪里去了。脑子里有一万件事,肚子里却只有一百个词。写出文章像豆干,活人读了眉头皱,死人听了鼻子酸,当真是言语无味,像个瘪三
     
    一贵州代表团周二来访,在会议室门口迎接时,惊见一位02年去贵阳时认识的外办人员,登时对他说:我认识你。那人愕然,险些当场吓死。想想,从贵阳随团跑了大半个地球到美国,转了不少地方以后到华盛顿,刚到一个鸟蛋大小的机构的会议室里准备坐下睡觉,就在门口被一中国兄弟拦住,上下打量两眼,一脸严肃地告知我认识你,真是晴天霹雳,五雷轰顶,未曾想迢迢千里单骑骋,事儿还是犯了,也罢也罢。
     
    此兄已于四月结婚,无以进贺,一吓为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