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博萨（Barboza）该文全文两千五百余字，作为《纽约时报》以“中国环境危机”为主题的系列报道 Choking on Growth（发展的桎梏）的第八篇，去年12月15日刊发。 原文全文见 http://www.nytimes.com/2007/12/15/world/asia/15fish.html?_r=1&oref=slogin。在刊发文章的同时，纽约时报网站配发了一份仅两页数百字（经缜密编辑过的）摘要的官方译文（见http://graphics8.nytimes.com/packages/pdf/world/15fish_translation.pdf），及该译文的女声录音（http://graphics8.nytimes.com/packages/audio/world/15china_translation.mp3）。 

文章题目“In China, Farming Fish in Toxic Waters”也正是该文的根本论点：“中国，在毒水里养鱼”。该论点气势恢宏，惜乎哉翻遍全文，依据只有两处： 

1） Barboza和该报上海站Chen Yang在人口不过120万的县级市福清的采访； 

2） 一香港浸会大学生物学教授的研究成果 - 在广东，被诸如滴滴涕（DDT）等有毒化学品污染过的鱼已经造成了健康问题。 

而广东省的例子被作者一笔带过，所涉篇幅不过两段（在译文中更是只字未提）。换句话说，作者指责整个中国在毒水里养鱼的最主要根据，仅仅是其在福建省福州市所属县级市福清所作的采访 ！ 

信口开河，毫无遮拦 - 这恐怕是一名记者能做出的最差的事了罢……当然，我们还是且慢就此开始对巴博萨先生职业道德的怀疑，先来看他在“深入采访”之后，对福清的种种描述。 

巴先生开宗明义地说：“福清的水产品在（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同类产品中居拒收记录之首。” - 那些看过官方译文的人不免要诧异了：哎呀，译文里可不是这么说的 - 别急，上面已经讲过，译文是经缜密编辑过的  - 巴先生的故事才刚刚开始。他对福清的介绍是这样的：“福清被称为侨乡，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上千上万的偷渡客从这个中国东海上的港口城市逃离。”而到了官方译文里，该介绍被拿掉了因果逻辑，改成了一句平淡无奇的按语：“福清，人称侨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大量的偷渡客从这个中国东南港口城市涌向世界各地。” 

在文章开头不久，巴先生的第一个受访者就出现了。他叫叶超（音译），是一名在福清西部有20个大型鱼塘，养鳗鱼和虾的渔民。这名渔民对巴先生说：“我们这的水脏极了。这整个地区的水产养殖场简直太多了，一个个都排放污水，把其他场子里的水也搞脏了。” 

一名基层鳗农，为什么 - 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 - 会向两名初次见面的外国记者抱怨自己养鱼的水“脏极了”？这个问题我们且存此处，因为在歪曲地介绍过福清、断章取义地引用了一名当地鳗农的话语之后，巴博萨先生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对全中国水产养殖业的批判了。当然喽，这位“手中握有杀人刀”的美国大记者欲加之罪，还需借人之口：这第二个被利用的受访者叫王武（音译），上海水产大学教授。王教授说道：“过去的五十年，我们都盲目地注重经济增长，一味追求GDP。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水越来越脏，水产品也越来越危险。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事故年年发生。” 

从对一名福清鳗农的采访，瞬时拔高到全中国的水产品安全问题，这是巴先生的高妙逻辑。就此，他凭借另外三人之口，以几百字的篇幅展开了对中国水产品的密集攻击。在攻击之余，巴先生还表现出一位悲天悯人的卫道者的关怀，绵里藏针地散播着对中国与世界（而非特指美国一国）人民食品安全的虚伪关注。请看： 

三人中的第一人叫斯戴维斯，一家从中国进口水产的美国公司的主席。他说：“他们（中国）不仅仅是美国，也是全世界（水产品）的主要供应商。”  

第二人即上文所述的香港浸会大学生物学教授王明洪（音译）。在谈到“广东毒鱼”问题的时候，王教授表示：“在我们检验过的鱼类样本中，有重金属、水银和阻燃剂。我们必须停止让这些污染物继续进入食物系统。” 

最后一人来自一家与从中国进口的外国公司合作的独立食品检验机构。他叫李德汉姆，业务经理。李德汉姆先生说：“水在中国是最大的问题。但我感觉中国还是会处理这个问题的，因为它必须要处理。只是这个过程不会很快而已。” 

短短几行，一个闭锁而惨淡的中国水产业的形象跃然纸上。巴博萨先生笔锋随之一转，回到了这一切的源头 - 福清。“现状惨淡”是不够的，巴先生还要确保“历史灰暗”。 - 是的，巴先生的逻辑正是如此：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几十年中，以源源不断向外输送偷渡客而得名“侨乡”的县级市福清，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发现了水产养殖的美妙前景。可为什么是水产养殖呢？巴先生借50岁鳗农林彬贵（音译）之口说：因为它门槛低，不用学，“养着养着就会了”。 

这样，巴博萨先生的故事就已经完整无缺了： 

在“那过去的日子”里，侨乡人民饥寒交迫；而改革开放后，这些没有知识的穷伙计们一拥而上，开始了最简单的养鱼生涯，并在短短几十年内就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水产国。但是过犹不及，由于水产养殖户太多，水质急剧下降，直至变为毒水 - 养不了鱼了。那么，怎么办呢？为了让鱼继续在毒水中生存，渔民们将非法兽药和农药混入其饲料。这样，鱼是能活了，但水产品里的毒性和致癌物质残余，就给中国乃至全球消费者的健康造成了威胁。 

看，多么精彩的故事！然而，巴先生认定“历史灰暗”和“现状惨淡”都还不够。他还需要一点：前途完蛋。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故事的结局： 

毒水毒性越来越大，在当地，不论加什么饲料也养不活鱼了。福清人只好卷包西进，到水仍清澈的三明等内陆城市去养鱼，重新开始这套恶性循环，直到把那里的水也搞糟了为止。 

在这个老套的美国故事里，福清渔民扮演了“过去吃不上饭；现在吃上饭了，又让别人吃不了饭；即便是以后，也要让别人吃不好饭”的角色。故事中出现的当地渔民及其语录如下： 

“水产在日本很吃香，所以我看到了前途。” - 王伟富（音译），福清鳗农，鳗鱼协会主席 

“在2005年前，我们的确盲目地用过药。那些药对杀菌来讲非常有效。但是因为现在出了规定，我们也不敢了。” - 王伟富 

“这个（养鳗鱼）不需要多少技术。你养着养着就会了。”  - 林彬贵，福清鳗农 

“我（养鱼）最好的年份是92-94年。我那时只有一个养殖场，一年50多万美元的收入。”  

 - 林孙宝（音译），福清鳗农，现在三明养鱼。孙25岁的儿子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 

“你可找不到多少这么美，又有树又有竹子的地方（指三明）喽。我们用山泉水。这水更好，也不太容易（让鱼）得病。” - 林孙宝 

“这个（养鳗鱼）花得钱在那边（三明）要多很多，但我们必须得这样（去三明养）。我们必须得在水问题上做点什么。” - 郑秋真（音译），福清鳗农，现在三明附近养鱼 

全文共采访五位福清居民 - 无一名官员 - 每人的话都精挑细选。 

巴博萨先生的文章就是这么精挑细选出来的，因为他其实并不知道。他不知道 -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对福清的水域分布有哪怕最简单的了解；他不知道他所谓“大部分流域水质均在劣五类”的龙江流域，甚至没有一家注册的鳗场；他不知道龙江上游居民为保证邻近水库水质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不知道在因南少林寺闻名的东张古镇，有多少人曾为东张水库的兴建而在五十年前背井离乡，有多少留下的人永不能在当地从事工业，又有多少人由于近年来当地对水污染问题的重视，而被迫拆迁自己的养猪场；现在他们没有工业，又没有了农业，百分之九十的人已经外出务工，而那坚守故土的百分之十的老弱病残，只能靠山吃山，以政府的拆迁补贴和耕水田、种果树来维持最基本的生计 -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在福清西部鳗农集聚的渔溪、上迳两镇，那些鳗鱼是怎么养出来的：掘地下水的井，间隔几十米一字排开的井，他不知道；井后面的饲料房和药房，他不知道；饲料房、药房后的养鳗场，那一口口池子，那一片片心血，每天的两次喂食、两次排污，每两三个月一次的完全换水，他都不知道；可爱的巴先生啊，他甚至不知道鳗鱼是怕光的，只有在室内才养得好；他又哪里能够知道鳗鱼最爱待温水里、最爱得肠胃炎，能够知道养鳗场后长长的排污沟里，氮、磷等污染物和排泄物会自然降解 -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啊 - 他哪里知道什么欧洲鳗、日本鳗，哪里知道养鳗鱼只能找水质好的地方养，水质不好的地方养不了，而水质稍差的，养出来的鱼都卖不动；知道福清人到三明去养鱼，其实是因为本地扩大养殖的可能性已经不大，而三明的水又更好，并不一定就是因为福清的水很糟（一名福清渔民对此表示：“那么多美国人到中国来买东西，是因为中国的东西价格更便宜，质量也好。难道这就说明美国自己产的东西又贵又差吗？）；知道养鳗户的柴米油盐茶酱醋，喜怒哀乐悲恐惊；知道他们的满腹苦水、一腔怨气；知道他们拍桌子瞪眼睛对的是谁，让他们订单暴跌、进退两难的又是谁？巴博萨先生不知道中国百姓赚钱不容易，自然就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苦恼于“为什么别国养的鳗鱼那么差却卖得那么好，我们养得那么好还卖得那么便宜”之类的问题 - 巴先生根本不知道他们有这样的困扰，他不知道！ 

既然这一切，巴先生都一无所知 - 他甚至不知道“侨乡”一名由来已久，而非源于新中国成立后 - 那么，他又怎么能够知道，当地政府为改善水环境所做出的任何举措？他怎么会知道，东张水库早就开始了自负盈亏的企业化管理，如果水质不能保证，就没法养活那几百号员工？他怎么会知道，水库建成后，富营养化是一种规律，而一座五十高龄老库若保持轻度富营养化，已经是相当的成绩了？他怎么能够知道，在他信誓旦旦地声称“福清的水产品在（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同类产品中居拒收记录之首”的时候，2007年全年，美国FDA都未曾通报中国哪怕一起从福清进口的鳗鱼、虾类等水产品不合格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