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 profile望乡台。True news, from the ...PhotosBlogListsMore  |  Tools Hel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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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29 他回来了越狱潜逃的Sean在多伦多被捕，可能刑期要加上一年半载，也有可能引渡回国。报道详见http://www.nzherald.co.nz/category/story.cfm?c_id=30&objectid=10428494与http://www.canada.com/vancouversun/news/story.html?id=6263b8eb-faf8-491b-ac77-9a4d7344347c&k=73870。和谐的大上海欢迎你，精神错乱的加拿大华人朋友。
面试在嬉闹中结束。问题愚蠢无极，因此顺利无极。这样浅薄的面试法，唯有希望是内定的缘故。我还是不希望见到喉舌单位堕落至此。 March 28 喜欢不喜欢CBA总决赛今晚结束，祝贺八一夺冠。
我十分欣赏包括易建联、杜锋、陈江华在内的多名广东队员，却十分不喜广东队取胜；十分反感包括王治郅、王中光在内的多名八一队员，却十分希望八一队夺冠。小到对一个人，大到对一种制度，这样的印象都是辩证的：在某些人眼中，广东是市场圣殿，八一是死而不僵；在另一些人眼中，八一是精神承继，广东是乱阵天堂。在我看来，神化市场职能和神化国家机器一样一叶障目，而前者更是看不到这两者在市场的旗帜下，以改革名义共同犯下的滔滔恶行。
这就是擎旧旗、走新路的全部原因。“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
环球市场，青年才俊，成熟运作，霸业朝阳 － 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偏不喜欢。 March 22 昨日闻讯我已通过了上一轮的业务测试和伟大的智商测试，下一步是确定面试时间。出现这样的结果，想必是那二十人中，有些神人的业务测试成绩比我的智商测试成绩还要糟糕。真是哑然。事已至此，就干脆把陪榜进行到底吧。 March 21 3月17日沙龙回顾（三）最后一个发言的嘉宾是苏铁山，他是苏铁将军之子，六十岁左右的年纪，言行虎虎生风。他说：
刚才小许讲，两会期间，社会管理力量得到了充分调动，各省市驻京办都开展了对上访人员的收容，各处岗哨林立。这些我也看到了，也听到了。看到这些，听到这些，我是不平静，不愉快的。
我是红军的后代。我们的先辈抛头颅、洒热血，建立了革命政权，开创了人民共和国。但是今天，她却不被许多人民所认同，许多人民认为这个国家不是他的，这个国家并不爱他。出现这样的事情，是要让我们的先烈痛哭于九泉之下的。
本来，两会应该是全国人民的盛大节日，全民欢欣鼓舞，因为他们的意见将被充分反映和采纳，在两会后，他们的政治、经济生活都将得到改善，人民的利益将得到全面体现。而现在，像刚才小郭说的一样，它却沦为扯淡。这有两个含义：一是扯蛋 － 混蛋言论；二是扯淡，无滋无味，扯不出代表的水平。两会成为扯淡，是十分悲哀的事情 － 搞成什么名堂！
那些浅薄幼稚的媒体加封的所谓“社会良知”，代表的从来都是小众，而不是公众的利益。从人格和学术上，他们都应该遭到彻底的藐视。令人欣慰的是，在最近几年，他们的嘴脸已经被一些或大或小的知识分子和网民所认清了。不仅如此，这些消息也被传播到一些无法上网的普通大众那里去了。这就是第一步：认清骗子。这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前提。
对于喻权域所提出的惩奸法，我们可爱的主流记者们只能联想到“因言获罪”啊，“没有言论自由”啊。这些说法不无道理，我理解他们。但是，他们并没有理解喻权域提案的真正含义。今天上午，我和喻权域共同参加了一个会。他在会上说：这些记者根本没有仔细研究宪法和刑法的相关条文。诽谤罪也是“因言获罪”，限制言论自由的啊。很可惜，他们只是从“保护言论自由”这方面去想，去报道。
讲到这里，坐在旁边的郭松民插话说：我补充一下。抗日时期，陈嘉庚曾在国民代表大会上公布过一句话的提案。这句话叫：“敌未出国门之前谈和平者，当以汉奸论处。”
苏铁山接过话题说：
两会中的有些人，议政水平实在不够，味同嚼蜡，没有意思。但是，为什么全国代表委员的自身水平不够呢？因为他们的代表性不够。代表小众，何谈人民？
我是全国工商联的机关干部。前几年我们开大会，就一个全国性的文件征求所有代表的意见。于是我就要发言。碰巧那次的主持人不认识我，不知道我是机关的 － 知道了他就可以说老苏啊，你把机会留给外地的同志嘛 － 就把我叫上去发言。你让我讲我就讲嘛。我就说，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文件，却只提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表现得不全面。我们宪法里写的指导思想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嘛，怎么能只讲后两个呢？我又说，我是有选举权的，可是有这么一年，有人却代表我去投了票。我在大会上举了这两个例子，各地的代表都很震惊，一片哗然。
我是一个公务员，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公民。但你我都是一样，都是蚁民一个，草民，草根，权利受到践踏。在这种情况下奢谈民主，我认为是非常虚伪的。按目前这个做法，人民民主专政是一点戏也没有的。任何一次社会的实质性进步，都涉及到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任何一次社会的实质性进步，从来没有不付出代价的 － 血肉之躯将作为原料填到里面去。我就说这么多。
热烈的掌声过后，嘉宾发言的结束是会员讨论的开始。苏铁山的声音绕梁不绝，让率先发言的一名青年学生说话云山雾罩，倒四颠三，一会不能够现在发枪，一会革命是天方夜谭。短暂的沉默后，再次发言的是一名五十多岁年纪的曹姓女同志。她平静地说：
我是工商行的。两会前几天，我从总行保卫部的通知了解到，工行、建行将有一万多人来京上访。他们是通过网络组织的。于是通知下达后，保卫部就迅速找人删除相关帖子，另组织专人在火车站守着，把先期到京的上访员工说服回去。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银行的情况。咱们银行和银行之间大不一样。就说我们工商行，在账面利润无亏损的情况下，安排大规模人员下岗。原来我们有55万人，现在只有36万了。这都是1999年xxx当行长后的业绩 － 把责任赖在基层员工身上。
网上黎阳的帖子，不知你们看了没有？我也不知道这位黎阳是什么人，但她批判得对啊。人与动物不同，人是要有希望的。四五十岁的人，你让他下岗，他就没有希望了。要么是选择下岗，买断二十年的工龄，一年两千五；要么是坚守岗位，拒不下岗。但那样更糟。你不是做会计吗？一个做了几十年会计的员工，不想下岗，就把他调换岗位，调到科技部门去，过一段时间，再因为“不称职”开除他。这样下岗后的条件更差。我们是共产党，是不是应该领导承担责任？为什么改革就得员工承担责任？
大规模的下岗，对那些不图当官，只想安安心心干好本职工作的人，是个特别大的教训。你不是不当官吗？那就下岗吧。
金融体系的官僚根本不懂什么是改革。西方国家的公司管理是一种制衡的结构，都不是我们这样。一线职工都是一年签一次合同，八年之后就不要你了。建行经理一个月挣九十多万，而山东一个地方的分行职工一个月才三百块钱。这些改革的胜利者们，手里是人民的鲜血。
我们行长Jiang Jianqing，是十七大代表，06年中国年度经济人物。但你上网去查查他的名字，十条评论有九条都是骂他的。我是共产党员，我不同意选他做代表，但有什么办法呢？
我今年就退休了。我们的声音，党中央听不见。我们的人事部经理，因为改革，因为让我们下岗，而享受政府的津贴。改革不是应该充分就业的吗？凭什么把我们的成果发给他们？
每年两会建言的时候，我都要上网写东西反映情况，每次都被删。今年新华网搞了一个给总理提问，我也去写了，可是他们不给你发表啊。我写了多少回都是这样。天天讲民主，民主在哪儿？我反正是豁出去了。只要我活一天，我就要写下去。
她最后的表情给我很深的印象，致使后面许志永先生对惩奸法提案限制言论自由的长篇大论，我只记下了零星的文字。不过不要紧，许先生在他博客里对自己言论的记录，无论如何都是比我要详尽得多，也准确得多的：http://xuzhiyong.fyfz.cn/blog/xuzhiyong/index.aspx?blogid=181428。我左右会员们的一片质疑声中，苏铁山与许志永进行了辩论。而直到郭松民再次发言的时候，我的精神才缓过来。
苏铁山以欧洲数国的惩纳粹法和我国反帝反日寇的斗争历史为例说道：1840年以来为反对帝国主义而献身的人民英雄；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在华犯下的滔天罪行。诬蔑前者的人，为后者开脱的人，都是脱离了中华民族神圣不可侵犯的底线，就像欧洲十几个国家惩治纳粹言行的法律条文一样。
许志永反驳说：宣扬纳粹 － 这才属于跨过了言论自由的底线。欧洲各国的法律，是不能够允许宣扬纳粹。但是，“不允许宣扬”并不是“不可以辩解” － 为纳粹言行进行辩解，不论这样言行的正确与否，都应当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
他想必不知道，前些日子，欧洲的一个史学家正是“因言获罪”，由于为纳粹“辩解”而被判处了三年徒刑。
郭松民插话说：
同样是法律赋予的权力，执行权的行使有很大区别。我和一个普通工人之间，在执行权的行使上就有很大区别 － 我能写啊。而我和那些既得利益者一比，在执行权的行使上也是有很大区别的。一个是形式上的自由和权力，一个是实质上的自由和权力。如何把二者统一起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前一段有一个叫Guo Taiming的深圳台商，强迫工人长时间超时工作，而当记者去报道的时候，他马上去请律师，律师一行动，法院立时把记者站封了。这就是因为他有钱去请律师。而普通民众有什么？
物权法这些东西，在均富的社会可以基本实现。如果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极小，那么吴敬琏关于火车票不涨价不合理的言论也能说得过去。但可惜我们不是这样啊。
许志永先生马上接过话茬，说出了一些他没有自行记录的话：
这个问题不可怕，因为人都是有良知的。美国黑人弱势，但克林顿就同情黑人、代表黑人，所以华盛顿的黑人就都支持民主党，全美国的黑人就支持他当总统。
他这句话说得如此随意、坦然而神奇，以至于我根本没有听到他后面关于“开放社会”的议论。就在这时，坐在我左边的先生奋然而起了。他说：
我们还是应该明确唯物史观，抛弃历史虚无主义。
按毛泽东自己的话讲，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不是在1956年，而是在1957年。这样算的话，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了整整五十年。五十年后的今天，物权法以98％的高票通过，不仅说明我们在向私有化进程不断迈进，还说明上层的此等趋势已经无法逆转了。
此后又有一名学生发言，果真是不尚空谈，已经开始宣扬应有组织地向各方渗透的问题了。而沙龙的最后，是董昕师傅的第二次发言。他说：
提到言论自由，我们一起维权的几个人，现在还有一个在软禁，另外几个家里的岗还没撤呢。
我们多难哪。申请搞个体，政府不给批。我们去请了一个清华的教授来帮我们打官司，但法院居然就迟迟不开庭。你说是怎么回事？关于北京出租行业的黑幕，04年就有一位先生写了几万字的报告，温总理看了后给了批示，说出租行业要改革。今年都07年了。你说是怎么回事？国务院下了出租行业改革的文，我们拿着去找北京市的有关部门，结果他们说什么？“国务院文件是错的。” 你说是怎么回事？我们把他们这话录了音，到处告都告不到，连门儿我们都进不去，你说是怎么回事？被软禁的那位，当时想搞一个国外媒体的新闻发布会，因为国内的不让报。结果正在筹划中，就被抓起来了，然后就软禁。你说是怎么回事？
权力在人家手里呢。一靠政治权力，二靠经济积累。你不是几个人搞维权吗？领导班子分头来做工作，劝我们退出职工管理大会，出一两个工贼，他们就万事大吉了。我对权力的理解特别深刻。现在他们就是这样，你不是揭露吗？你揭就揭，说就说，权力在我手里 － 怎么着？揭吧，说吧 － 明年还是我。你个人可倒了霉了。
让大多数人觉醒，是现在的唯一任务。得让大家明白，主人翁要有主人翁的底气。不然，发了枪都不敢打，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就是得要大家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
小平说得好啊：我是人民的儿子。这么算的话，今天这辈那应该是人民的孙子。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应该是他们感谢我们。跟他们喊穷喊累，没有用。我前些天看一抗日题材的电视剧，里边的汉奸跟鬼子就喊穷喊累，说太君，您瞧瞧，我这都没人样儿了。那鬼子跟他说：你本来就没人样儿。所以，咱就得挺直了腰杆做人。
咱就得挺直了腰杆做人 － 谁还能比他说得更好吗？说这话的不是什么代表委员、风云人物，只是一名普通的北京市出租司机。可他明白的道理，我们都明白吗？ 3月17日沙龙回顾（二）其后发言的是郭松民，一名尖锐而率性的青年撰稿人。他说：
今天沙龙的主题是点评两会代表的言论。我把这些天来看到听到的两会言论都归纳成为两个字：扯淡。
小范说的有点言不由衷啊。吴敬琏代不代表既得利益集团，这根本是不需要认证的认证。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范刚才讲的就是扯淡。
关于物权法的所有讨论都是扯淡。最近主流媒体一直渲染说，代表们对物权法“达成共识”，物权法“非常成熟”，获得“社会普遍认可”。统统扯淡。温总理在昨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承认我们现在腐败非常厉害。但为什么呢？看看物权法就知道了。一部鼓励腐败的法律在那儿呢，都通过了，当然腐败厉害喽。但是即便如此，那些说物权法通过了就能合法洗黑钱的也是扯淡。指望能通过法律把不义之财洗白了 － 那真是妄想。中国最主要的是力量的对比，而不是什么其它的。而且你想想，就连宪法规定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有财产都是现在这个样子，更何况别的呢？新写一部法律，就能改变这种情况吗？
我只有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
翻过头来说吴敬琏关于火车票涨价不合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的评价。可涨价的预期目的是什么？难道是从回乡人身上多捞一笔钱吗？如果就是这个预期目的，那的确是没有达到。所以说，他这言论也是扯淡。
巩俐现在也是委员了，去年因为拍电影没参加两会，受到很多指责，于是她今年就参加了。巩委员的提案是什么呢？“保护环境，从我作起”。不错啊，这个提案不错。可就有记者注意到了，巩俐是穿着裘皮大衣 － 皮草 － 去做这个提案的。这完全是一种反讽，当然是扯淡了。她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从我做起”。
本来有一个不扯淡的。全国人大代表、济南军区副政委陈章元将军的提案是：我们应该尽快建立公祭人民英烈制度，而且在三月中设立国家烈士纪念日，每年两会闭幕后由全体代表委员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这个建议非常好、非常严肃也非常有意义，但是没人理睬，我从陈将军提议开始到两会结束一直关注媒体的反应，结果媒体没有反应。于是，这个建议也不得不沦为扯淡。
这让我想起了03年朝鲜战争爆发五十周年的时候，美国举办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朝鲜举办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韩国举办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而唯独我们中国没有，什么反应也没有，就好像这仗是别人打的一样，就好像这仗我们打错了一样。可是中国付出了相当大的伤亡代价啊！我们退一万步讲，就算像近些年来主流媒体的一些人说的那样，我们在朝鲜打错了仗，这仗我们不该打，可就算我们打错了，当年如此多的青年人响应号召，义无反顾地为国而战，难道我们今天纪念他们就不应该吗？如果我们不去纪念他们，那当战争再次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拿什么去鼓舞今天的青年人参战？
我还看到了喻权域关于立法惩治汉奸言论的提案。我本人其实是对这项提案有所保留的，因为汉奸言论很难界定。但是欧洲的一些国家现在也有相似的法律：为纳粹翻案者，坐牢。所以，喻权域委员的提案本身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今天中国汉奸言论的泛滥。可惜的是，反汉奸的言论现在似乎变成了扯淡，而汉奸言论倒是非常光彩了，各路媒体公然给汪精卫翻案，给放清兵入关的吴三桂翻案，给李鸿章翻案。袁伟时更是厉害，他那套“反抗就是反文明”的逻辑，本身就是最大的汉奸言论，却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另外的几条提议都是比较次要的了。一位叫Han Deming的代表，提议把田亮选入国家队。这人大代表反而成了田亮的代表了？扯淡。
广州市长Zhang Baoning建议，中低收入人群暂时不要买房，因为一段时间后房价一定会降。结果第二天，前任广州市委书记，现在的贵阳市委书记却说：你们要买房可得赶紧买，商品房的房价政府管不了。这俩肯定有一个是扯淡。
所以归根结底，都是扯淡。它不可能不扯淡。包括我今天的言论，也都是扯淡。谁不扯淡呢？工人不扯淡，农民不扯淡。他们是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整个两会期间，都没有出现什么工人、农民。他们的话才是不扯淡的。
掌声过后，范主持向大家介绍了名声显赫的严元章。他不过四十出头，却黑发已少，白发居多，慈眉善目，声调低沉。范主持介绍说：严元章先生是代表我们工人说话的，我们请他来点评一下两会代表的一些言论。严元章随即说：
你不要这么讲。今天代表工人，明天就可能背叛工人。还是应该让工人自己代表自己。
“点评”这两个字我害怕，我点评不了，只能“戏说”。点评需要研究，而我对两会没什么研究。两会期间，根本没有几个工人，所以我对两会没有什么兴趣。点评需要时间，而我没什么兴趣从代表言论的字里行间去挖掘它的伟大意义。点评还需要严肃的态度，而坦率地说，我对两会也建立不起来严肃的态度。大家都知道，它只是一个橡皮图章，没有现在和未来的意义。
我只能谈谈我对两会的几个感觉。
第一个，城市传统工人经常选择在两会期间采取行动。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为了引起中央的重视，从而迫使地方政府就范；二是希望境外记者的声援，因为国内的媒体是不准报道工人问题，也没有兴趣报道工人问题的。
第二个是去年我们中国工人网的关闭。当时我们总结教训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是要开两会了。我们忘记了要开两会。2月22号中国工人网被勒令关闭，3月5号开两会。我们很遗憾哪，应该注意。在达官贵人们聚会的时候，工人应该闭嘴。北京市的有关部门在找我们谈话，勒令关闭网站的时候，也就是这么说的：你们闭嘴。我们的网站为什么要关呢？理由是没有1000万的注册资金，所以网站是非法的。可按这个道理，中国有99％的网站都得是非法的啊。但我们的网站是一定要关的。
通过这件事情，我现在对两会召开的时间比两会本身更敏感。两会本身有什么意思呢？会场内无非是官僚的套话、有产者的雕虫小技、精英的救世良策，而会场外却是大规模的抓捕。这样搞有意思吗？我倒是有个建议 － 我建议每年的两会干脆找别的地方开，找一个山庄开多好啊。在山庄开两会，既可以供代表们娱乐，又可以让他们少受“刁民”纷扰，还可以解除北京百姓的出行压力，让警察按时轮休，更可以节约国家资金。何乐而不为啊？
当然，今年两会里还是有关于工人的提案的。一个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就提议，取消“农民工”的称谓，把他们统统改称为“工人”。这项建议很好。现在的农民工，大多数都已经是第二代农民了，是靠工资过活的，确实应该把他们归为工人阶级 － 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案，但提案的理由比较遗憾。这位代表提案的理由是两个：一是农民工的学历问题，限制了他们进入公务员、作家等其它队伍；二是户籍问题无法解决 － 如果农民工进入作协的话。而我要说的是，城市的传统工人，很多人有学历，不少人有户口，一些人有才气。他们中间有人进入作协吗？我至少没听说。有人进入公务员队伍吗？那更不可能。
有一位叫Li Lei的就说了，“农民工”的身份限制，注定了他们没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 这都是什么话呢？难道你让那两亿人做起当公务员、当作家的美梦吗？给他们换个称号，他们就不跳楼了？
我还听到有人评论说，要保留农民工的称号。我也觉得有道理。保留这个称号还是有意义的。因为比起工人，现在的政府大员们似乎都变成了农民工的救世主，争先恐后地进行关注。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农民工的斗争性相对较强吗？不是。关注农民工的道理，是他们以为已经把城市传统工人打垮了。02年东北工潮的时候，全中国都在嚷嚷振兴老东北工业基地，产业工人怎样怎样。而之后，对城市传统工人就基本不提了 － 用不着提了 － 转而关心起农民工来了。
总之我是觉得，两会里也出现了芙蓉姐姐，他们不是真正的在提案。
盛华仁不是说，农民工在人大“也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吗？被媒体大肆渲染。他们要把俱乐部的贵宾卡发几张给我们 － 好啊。“也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 在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发出这样的言论，本身就证明了代表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分配的，是通过路人皆知的潜规则分配的。
那么，工人、农民何处去呢？我认为，还是应该争取 － 不论多么困难，不论是靠自己的力量还是团结别的群体的力量 － 充分自由的组织权力。这是非常关键的。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严重的冲突。但这是必然的。通过冲突获得的利益，和谐是换不来的。组织是一个前提。有了组织，其它的才有意义。如果没有组织，就必定无所作为。
这时一名会员插话说：文革里面有句话讲，“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其组织化”。严元章笑笑说：现在的道理也一样。
我对下一步的行动有一个建议。不是要吸收农民工进入两会吗？怎么搞呢？让他们那么几个人去人大给自己提案，不如我们良心知识分子对他们的关注更准确、更宏观。我看，倒是可以让他们委托具有人大资格的代表进行提案。当然，给农民工的几个名额是要笑纳的 － 去玩玩也行。如果要去，干脆就推选几个身强力壮的农民工做委员，学学台湾的架势，到两会上去干几场仗，打打官员的意志，涨涨工人的威风。 3月17日沙龙回顾（一）这是乌有之乡的一次会员沙龙，主题是“点评两会代表委员的若干言论”，嘉宾四人：严元章，中国工人研究网站长；郭松民，自由撰稿人；许志永，公盟研究员；董昕，工人代表。下面是当时的笔记。脑力不及，必有错漏。如若不便，敬请删除。
那些代表的大会胜利闭幕，这些代表的小会正要开场。
沙龙的形式是圆桌讨论，四名嘉宾居前，其余会员环绕而坐。参加沙龙的会员有三十多人，年纪普遍比前一周汪晖讲座的听众要大。举目一望，只有五名女会员。还有一个年轻的白人男子，戴一副眼镜，留几缕络腮胡，静静地坐在一旁。汪晖讲座的时候他也在。
头一个发言的是公盟研究人员许志永。他说：
我注意到，今年两会出现了激烈的现象 － 到处在抓人。每年一到两会期间都如此，但今年尤其这样。我听一个朋友讲，在今年两会期间，很多地方的驻京办都变成了临时监狱，有一些人干脆就关在了地下室里。这是非常不和谐的现象。一到两会，就变成这样。
为什么两会期间，到北京来的上访群体如此之多？据我了解，一半以上的上访都涉及私法冤案。一半以上啊！没有任何国家是这样的。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司法独立，搞专业化。这肯定是大势所趋，因为法院应该是社会正义、道德的底线。我们需要一个公正的底线。为此，我已经写了一个呼吁信，贴到了我的博客里。
他还没说完，主持人范景刚见许先生离题越来越远，于是插话说，我们还是回到主题上来，谈一谈对两会代表言行的一些见解。他向大家介绍了下一位嘉宾董昕，一名四五十岁，有八年维权经验的北京出租司机。这位瘦削而机警的中年人说：
我从98年开始，每年都要召集公司职工为开职工管理大会而努力。这种职工代表大会才是民主生活的前奏。
政治、经济是一件事。经济是怎么做蛋糕 － 研究怎么做才能让它又大又好；政治是怎么分蛋糕。而我们现在的搞法，经济上只看GDP，政治又不告诉你怎么来分蛋糕。这就提醒了我们，要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切蛋糕的权力是在老板手里好，还是在职工手里好？现在就是在老板手里，老板掌握了财务的分配方向。好吗？
我们天运公司是集体所有制企业。但就在集体所有制企业里头，老板霸占了我们的集体积累。民主富强，首先是民主。没有民主怎么行啊！温总理前些天讲：人民当家作主、民主监督。我对这个大方向当然是认同的，但具体能否实现 － 难讲。
这些年来我一直搞的职工代表大会，就是希望职工自己投钱，通过我们自己的组织，选出我们自己的经理，来清算集体积累。当然，到现在为止，结果是屡战屡败。但我还是屡败屡战，我们的火种还在。
2000年的时候，《工人日报》特别支持我们的行动。3月10号，它登出了对我们的专访。于是在两会期间，一些政协代表就产生了编写《工会法》的提议，由此还引发了规模很大的讨论。
我们追求民主救国、救企业的道路。作为职工大会主席团的主席，每年这个时候我都要给国务院、人大写信 － 当然，一直没有回应。但我只要还在这个职位上，就会继续写下去。
我总在琢磨：集体企业，谁是企业的主人？我到区政府去，区政府的人跟我说：你们应该交风险抵押金。我就跟他们说：企业是谁的？是我们劳动群众所有的。连企业都是我们的，凭什么要我们交风险抵押金？
现在我们总讲民主法治。可问题是：民主法治如何推进？对我们职工来讲，怎么才能通过法律途径，归还我们的法予权力？按理说，谁的资本，谁的主意 －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这样。而你用我的资本经营，还榨取我的剩余价值。我出钱，我买车，我还得给他交租子。凭什么？企业体制改革特别流行，可集体经济怎么改？哦，就变相卖啊？按法律规定，企业的分配合并应该是由职工大会决定的。可这究竟怎么才能够落到实处？
他说到这里，范主持无奈地再次插话说，希望我们嘉宾发言的时候，能够切合今天沙龙的讨论主题 － 对两会代表言行的点评。说罢问董昕有没有什么评论，董摆摆手，说没有研究。转过去看许志永，许也摆摆手，说一会再讲。范先生只好说：那现在我来讲几句吧。
我重点点评一下吴敬琏的言论。
新浪网上登出来了一个吴敬琏委员的两会言论专栏，不知大家看了没有。我的印象，从04年以来，在反思改革的声浪下，主流经济学家的道德制高点已经毁掉了。现在每次他们一发言，就会引起一片质疑的言论。而吴敬琏呢，被宣传成为主流经济学家里唯一的“社会良知”。去年他和历以宁之间关于股市问题的讨论，似乎尤其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看过他今年的两会言论之后，我认为，这个“良知”的称号也要终结了。
我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
吴敬琏委员的第一条言论：春运期间火车票不涨价，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 这种说法令人惊讶，因为它与普通人感受差距非常之大。春节不仅是中华民族每年最重要的团聚时节，在今天几亿国人背井离乡打工糊口的情况下，它还是维系民族生命力和个人基本情感的关键一环。春节团聚是一项基本人权。现在的情况，是市场侵犯人权，而不是什么市场规律。以前，每年春运时候铁道部都要涨价。但即便如此，每年此时坐火车返乡的人还是增加，春运还是更拥挤，而铁道部倒是多赚了钱。前一段，有一位叫Hao Jinsong的自由派律师就因此起诉了铁道部门。对他的专访登在我们近期的《市民》杂志上，在乌有之乡网站上也可以找到。
在这种大前提下，铁道部今年的善政得到了普遍的好评，而吴敬琏委员却对之大加批判。于是我们就有了疑问：当市场侵犯人权的时候，是应该相信市场呢？还是面对现实？
吴委员的第二条言论：不应该按市场价给被拆迁户以补偿。对多补偿的，应该征税。
－ 吴委员的逻辑是：城市化的地租属于全民，而不属于拆迁户。这个逻辑是有其道理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城市化的地租究竟是到了拆迁户手里，还是到了开发商手里，大家都心知肚明。一方面，是拆迁户频频上访 － 在他们上访期间，强制拆迁和对拆迁户的人身伤害屡见不鲜；另一方面，是房价居高不下，都市白领也纷纷成为房奴，或者甚至连这个成为房奴的资格都没有。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吴敬琏委员真正是“社会良知”，您就应该说，征税的对象得是房地产利益集团，而不是那些分散的，力量弱小的拆迁户。
我们愿意相信吴敬琏委员是社会良知，我们也愿意相信吴委员的逻辑。可如果我们相信他的逻辑，我们就会感到很困惑。去年两会期间，传出吴敬琏为利益集团代言的消息。吴委员大怒，反驳说自己不是为什么利益集团，而是为了公众利益。我们认识几个吴敬琏先生的学生，他们也告诉我们说，吴敬琏老师的观点的确是出于理念而非利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吴委员对市场的迷信已经达到了偏执的程度。他固守着市场理想主义的浪漫教条，说中国是“坏的市场经济”，我们应该建设“好的市场经济”云云。可“好的市场经济”是不是一种乌托邦呢？ March 20 纪念日2003年的此日傍晚，我正在温哥华downtown校园里上一门语言学的课，课间休息时到图书馆上网，读到了CNN上关于美军入侵伊拉克，战争全面爆发的消息。我的脑袋轰的一声，灵魂深处闹起了革命。同学们有说有笑地回到教室，而我一直呆坐着，满耳都是炸弹的声音，不想再去上课。美军前一次入侵伊拉克是海湾战争。战争爆发的当天是父亲的生日，我还是个小学生，回家后手舞足蹈地举起报纸指着电视说打仗了打仗了，一直兴奋到战争结束。而这一次，在多少国人和我幼时一样为美军的屠戮欢欣雀跃的时候，我的脑袋轰的一声，灵魂深处闹起了革命。
不觉四年，多少事，无数人。你知道另一个四年后的世界会怎样吗？你知道另一个四年后的中国会怎样吗？与其感恩七十年后的顺延，不如看看眼下想想当前，想想四年再四年的突变，想想一天又一天的时间。天翻地覆的岂止你我，欲盖弥彰的何必多说。 March 19 风继续吹，煤继续堆现在的中上层人士普遍自我感觉良好。上周帮忙改一篇连夜抄得的北京大学硕士学位传播学论文草稿，讲的竟然是“城市品牌建设”。结果不用说了，一共只几十页纸，居然最后一章的草稿根本就是一笸箩剪报，错行还没来得及校，乱码还没来得及删。这且不算，连后记都是原封不动抄另一个北大硕士的 － 分明是位膝下无子的女学士，论文竟然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女儿”。
结构没有意义，行文不见逻辑，思想全靠堆砌，文献简直狗屁。惊愕完毕后，花了三天，每天用一小时改文字，其余的改无可改。然而改毕后，这边厢却传来喜讯：此人的导师在读过草稿后说，这是今年以来最好的一篇论文，啊啊啊啊，等等等等。
当我们在桌前为一个个甲乙丙丁的注释都要诚惶诚恐、字斟句酌的时候，赵老师们，这些您猜到了吗？
但愿所有人都能自我感觉良好。白衣仙人坐高堂，黑脸民工灌米汤。人间自有真情在，社会主义是海洋。 3月11日讲座回顾：汪晖（四）汪晖又简略讲了全球化引发的国家主权问题，和“公民社会”与“社会空间”的问题 － 在他看来，后者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演讲结束时是4点10分。一个人问汪晖对历史教科书的看法，汪晖于是又说，这是一个现实的，而非过去的问题；历史在这里并非没有相关性，云云。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后两个问题是我问的。第一个问题的目的是为我自己解惑，第二个问题的目的是为那些昏昏欲睡的学生解乏。两个目的最终只实现了一半，但已经足够。
汪晖从来没有写《The Gradual Revolution》。所以当我问他对二十世纪的评价，从94年的《The Gradual Revolution》、03年的《China's New Order》到现在，发生过什么样的转化或演变时，他只是苦笑。他的思想大致上是一贯的。写《The GR》的是另一个WH，叫王晖。于是，我的论文就又发现了一处重要的错误。现在改，不算晚。
后一个问题不算问题，根本是希望他把最后的那些话再重复一遍，让大家听得明白些。我问，西方出现了如此大规模民众反战都无法产生实际作用的情况，这样的情况会在中国出现吗？换句话说，今时今日，当二十世纪已经成为遗产而非实体的时候，您对中国革命的有效性和它的存在性一样乐观吗？
看过上面的笔记，就会知道他的答案。 最后的最后，革命后代苏铁山凌厉地发问：什么去政治化，不还是政治吗？遇罗克不是因为带手榴弹图谋不轨才被枪决的吗？阶级、阶级斗争、剥削，不是确实存在的吗？汪晖也只是苦笑 － 去政治化的政治，是以去政治化名义出现而形成的新的政治，是重新强化的政治。
重读上面的笔记，就会了解他的苦衷。 3月11日讲座回顾：汪晖（三）五、阶级问题
《读书》杂志前几年刊登过关于高默波《高家村》的讨论，结果被《南方都市报》通篇大骂，被学者和政府一起联合绞杀了。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社会如何理解阶级的问题。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二十世纪的关键。更早些时候，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为阶级分析出一套很明确的理论体系。《资本论》第一卷第52章里讲阶级，可他只用了一页多一点的篇幅，借英国的例子做了一些说明。他在这里分析说，在结构上对立的三大阶级是资本家阶级、地主阶级和工人阶级。他们的阶级及其成员都是由于生产结合起来的。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对路易·波拿巴革命时期农民的阶级归属却有前后不一的看法。他认为法国农民是一个阶级，也认为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认为法国农民是一个阶级，因为他们是自在的。同时，他又认为法国农民不是一个阶级，因为他们不是自觉的。
自在和自觉，也就是说，主观状态和客观存在 － 一个是政治性的阶级概念，一个是结构性的阶级概念。而政治性的阶级概念对中国经验影响最为深刻。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大都不是工人出身；中国革命的政治主体，也不是工人而是农民。这就是说，阶级代表性和阶级出身是不一致的。中国革命的阶级观是从运动的角度出发的阶级观，而不是机械的，结构性的阶级观。在这里，主观构造几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 “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在苏联，1905年和1917年的两次革命都是工人阶级的革命。而在中国，却是由农民完成了与其阶级属性完全不同的革命。《读书》里最近发表过张承志关于遇罗克的一篇文章。张承志在文章里说：中国革命恰恰是反对血统论的。哪怕在遇罗克死的时候，当时的国家政权也是反对血统论的。
当然，中国革命还是体现了结构化矛盾的两个方面。拿土地革命来说，这两个方面就是土改和定性。土改时期的暴力，近年来学界已多有披露；但另一方面，其进步意义，也通过韩丁的《翻身》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纪实性作品客观地反映了出来。
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经历了从阶级斗争扩大化到彻底否定阶级的过程。而八十年代末期之后，中国左翼内部自己总结（而非用西方话语）的传统就终结了。这样，在二十世纪政治遗产出现新的分化后，我们就已经无法准确解释二十世纪了，因为正当化我们批判的历史基础没有了，自我创新的源泉也终止了。
中国究竟要变成怎样一个社会？二十世纪是个活的遗产。没有二十世纪，就什么都不可能。
我本人既悲观又乐观。八九后，东欧各国各阶层对新自由主义的自觉抵制很少，差不多是“彻底认了”。但中国就不一样，出现了空前激烈的反抗和抵制。为什么呢？一部物权法，就引发七年的大辩论，为什么呢？这就是说，中国革命相当多的遗产还有生命力。历史是活的历史，并没有真正被“告别”。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仍然自在。 3月11日讲座回顾：汪晖（二）三、二十世纪的终结
国外 － 柏林墙的倒塌，中国 － 1989-1991年大论战的终结，也就是二十世纪的终结 － 也可能是两极化权力构造的终结？什么叫两极化权力构造？中国从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那时开始，一直就在探寻第三条道路。不然，五六十年代的中苏大论战是为了什么？要记住中国六十年代的政治姿态：反帝反修。这正是打破两级构造的开端 － 中国。
没有对中国六十年代的理解，就不可能真正产生对二十世纪的根本了解。而中国六十年代的最特殊问题，是文革无疑。不论三年文革还是十年文革吧，我们在这里都不可能完全展开对它的讨论。但是可以说，文革就是去政治化政治的形成时期。意大利社会学家Russo评论说，文革的终结在其开始不久后就形成了。这就是说，在文革早期“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底层无政府运动全面转化为派系斗争后，文革就已经终结了 － 派系斗争自然成为了国家机器重新介入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从“踢开党委闹革命”到国家重新介入的过程，正是一个从内部展开重新巩固党国体制的过程。
整个六十年代，西方眼中的“党国体制”出现了很大的危机。这种党国体制，其实并不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样，无非是一党制和多党制的区别。政党体制是二十世纪的关键模型。二十世纪初期，各国基本形成了现代政党的形式。到六十年代，这种体制的危机终于爆发了。六十年代各国运动的对象，都是不同的党国体制。
从那时起到现在，政党角色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党、国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重要变化 － 二者越来越趋于一体化了。不要讲中国的内部整合（internal integration）吧，在西方，政党也越来越变成国家政治的重要部分。这是一个“从党国到国党”的变化。党的角色和价值都转变了：在今日“现代化”的框架下，党价值体系的趋同化触目惊心。这种趋势，从赫鲁晓夫提出“全民党”建设时就开始了。问题是：党代表谁？西方国家体制内的两党也越来越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了。这就造成了西方制度的危机。党代表谁？回答不了。那么，为什么争呢？那就为权力而争呗。这样，代议制民主本身，能不出现危机吗？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例子。民意在重大问题上的无用性，在这里暴露无遗。反战民众那么多，为什么它们的行为毫无效果？这就说明了代议制民主的社会参与性差，已经沦为了权力的游戏。一边是政治冷漠，一边是动员机器。什么动员机器？战争的动员机器。什么是战争的动员机器？议会、国会。
而在中国，也出现了相似的趋势。本来，新中国有着一套和西方完全不同的，清晰的价值观。现在呢？对比五十年代与今日的中国，看看党、国关系的调整，看看从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到……，今天的政党，已经成为了一种中性的，普遍的政党。本来，按Max Weber的理论，所有建立政权的革命党必须也会如此，从巴黎公社的无政府主义到苏联的国家体制，从革命党到执政党。
可是，怎么解决官僚化国家的问题呢？文革的方法是自我冲击；实行工厂、学校自治；大量吸收工农兵成为两会代表，进入中央政权。而现在呢？用一位自豪的两会代表的话来讲，从“代表工农”到“工农代表”了。
处在危机中的民主模式的自然运用，只能是去政治化政治的延伸。
四、政党壮大与其路线斗争的内在关系
民主不是能“自我纠错”吗？政党也能。这就是路线斗争的作用。没有内部的不同路线，没有肃反、盲动，妥协就会占上风。当然，共产党解决好通过而非确实斗争来处理路线问题，但别的方式本来也是不可能的。
理论斗争是政党壮大的最有力的成分。国民党最强大的1930年左右，就爆发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辩论。而理论斗争的结束，则基本宣告了国民党政治生命的结束。
今天物权法和“原罪”引发的辩论，正是路线斗争的一种延续。所谓一种延续，是因为最后的理论斗争已经在七十年代末势微，而于八十年代终止了。为什么呢？“不管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 － 于是，没有理论问题，只有实践问题了。可是实际上，这两条语录本身的反理论特性，就是理论性的。
1974-1975年左右，以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为背景，张春桥、姚文元和邓小平分别利用两报一刊和政研室班子展开空前激烈的理论讨论。讨论的内容是什么呢？（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商品经济，价值规律，资产阶级法权，唯生产力论。1975年，为了配合辩论的进一步展开，我们翻译了不少苏东讨论这些问题的文章。我查到的就有一本叫《摘译》的，它第五期上登的文章就很苏联：《商品货币关系与苏联的宗教》。这样引入的文章和论述很多，都是合法化商品生产的基调。让我们看看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时的那些观点：批评无政府主义、三要三不要、回到一五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等等。可是几年后，到1979-1980年的时候呢？就完全相反了。更不用提之后喽。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
1979-1980年。就是这个时期，朱光潜提出了一个观点，说没有“资产阶级法权”，只有“资产阶级权力”。这样，就把资产阶级法权合法化了。而所有这些合法化商品经济的论调，都是对七十年代中期那场理论辩论的回应。今天的物权法、商品经济、先富论，等等等等，与之是一脉相承的，两者是一样的导向，一样的关注。可是，从那时起到现在的这一整套理论脉络，都随着“不争论”而被抹杀掉了。“实践”变成了所谓纯粹的“非理论”。
所谓“思想解放运动”的理论脉络，要比“运动”本身早得多。人们往往忘记了八十年代与七十年代在理论上的延续性。比如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去世一百周年的大会上，周扬做了一份由王若水写的报告，讲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异化。而社会主义下的异化，是周扬在1964年就已经向毛泽东上报过了的观点。结果二十年后，邓小平评论周扬说：我看毛主席是吃了他的亏。如果这样讲下去的话，就是文革。你看，这正是在否定文革上的不同立场。两者在政治上对立，却在理论上关联。邓小平是提不得，绝对不允许；周扬是要回到文革的理论出发点。
这就是说，八十年代的困境其实仍旧是如何理解六十年代。我们今天也一样。 March 18 3月11日讲座回顾：汪晖（一）一直上不去网，现在补上。上周日第一次去乌有之乡，听汪晖讲座，题目是“去政治化的政治与二十世纪的终结”。汪晖是滴水不漏的学者，值得敬佩。下面是当时的笔记。个别语句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上去的。
房间不大，但也不小，将将挤进六十多人，多数是二十左右的男学生，一些想必就是北大的。汪晖来之前很久，位子就几乎坐满了。于是开始用投影仪放孔庆东的一个讲座。主题不清楚，要点如下：
－ 不平等在今日社会的确实存在
－ 在这种条件下，单纯的“骂政府”是逞血气之勇，没有意义
－ 鲁迅就更多是学者和大众的批判者，而非政府的批判者
－ 因此，鲁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胜利之后的文化战士”
－ 在中国，最艰难的问题在于如何提高大众
－ 从这个角度理解，（早期的）共产党能够坚持发挥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是相当了不起的
－ 毛泽东的理想社会：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
－ 今天的八荣八耻算是什么呢？新生活运动的翻版而已
－ 两者都是自上而下的改良，而不是毛泽东所希望并实践的“给民众主体感”的意识
－ 法兰克福学派的“被动受众”（passive audience）理论，及其思想渊源
－ 直接影响了几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正是那个被今日中国恶意妖魔化的毛泽东
－ 《论十大关系》在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汪晖走进房间的时候，前面一阵人头攒动。我在最左边的一个角落里坐着，这时是下午2点35分。
主持人范某介绍说，汪晖是乌有之乡的顾问。汪晖于是说，但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做演讲。这几年很少出来了。
在萧武博客上看过他对汪晖2005年一场演讲的笔记，题目彷佛，讲去政治化的政治与鲁迅精神云云。今天演讲的主旨大致还是如此。
演讲要点如下：
一、怎么看待和界定二十世纪
我理解的二十世纪，是一个比较短的二十世纪。理解二十世纪，很难离开中国革命，因为可以说，二十世纪本身就是一个革命的世纪。
既然如此，又既然“告别革命”是过去二三十年间的一个学界定论，那么，我们就可以更早地将二十世纪终结 － 在1976年文革结束时，或者更早 － 从文革时期内部的自我否定开始。
这个世纪是从辛亥革命到文化革命的世纪。它的序幕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 － 或者更早时期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大论战，而其尾声则是1976年前后到八九前后。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段持续革命的历史。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的尾声再向后推一点。毕竟八九中国、苏联、东德的大乱局，是以1991年苏联解体而正式谢幕的。英国一个史学家正是如此界定二十世纪的：上至1914年一战，下至1991年苏联垮台。按他的逻辑，这是一个极端的时代，age of extremes。但可惜得很，他的概念里并没有对中国，对中国革命的讨论。而没有对中国，对中国革命的讨论，怎么能称其为二十世纪的真实历史呢？
二、对于二十世纪的一个评价
左右翼对二十世纪（中国）的评价都是相对负面的。为什么呢？因为推动改革的基本前提，就是否定文革。换句话说，对待这段历史的基本态度就是否定。但即便如此，还是没有否定中国革命，没有否定中国革命的大背景，因为推进改革的历史前提，恰恰也是在二十世纪环境里萌发的。这就和苏东的变革不同。不论怎样，大致的语言、语境都是非常负面的：战争、屠杀、迫害，和建立在此之上的对这段历史的批判和否定。
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破碎的世纪。1957年到1976年间的历史，更像是十九世纪历史的延伸，它在上个世纪还没有伸开拳脚，而终于在这时展开了。这段历史复制了十九世纪的逻辑。
如何评价六十年代呢？比如，如何评价六八年席卷全球的革命运动呢？六八革命和六八学运、工运的共同起源，都是那个完完全全自我否定，不以为荣，反以为耻的中国。别国是如何评价六八？中国呢？
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官方什么东西也见不到，这里的一切静悄悄。但是，我就注意到了网络和民间讨论的变化，质的变化。
这样的困局，其实是有其双重原因的。西方六十年代的环境，与中国相当不同。西方的环境是什么呢？自我批判。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社会运动、反战示威，其起因都是战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这些运动都是反体制的，反西方体制，反资本主义体制。而在中国，六十年代的含义完全不同。在世界范围内，从万隆会议开始，五十年代后期到整个六十年代，都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大高潮，而这个运动是中国极力鼓励、支持、推动和领导的。也就是说，西方的环境是“破”，非西方的环境是“立”。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体制内的社会主义政权 － 这是其所有成就及困局的根本。其困局最终导致了文革。进入七十年代以后，我们开始反思文革，之后更是彻底否定。
我们今日对历史的一切模糊，不清晰的概念，都是由于这些条件造成的。对于六十年代世界历史的理解，去掉了对六十年代中国的理解，去掉了对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对世界重大影响的理解，去掉了中国大陆反帝反修对台湾民主化进程重大影响的理解，去掉了中国大陆对香港、对澳门、日本、欧洲、美国重大影响的理解，我们对二十世纪的理解怎么能够不模糊呢？ March 16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三千人士上书反对，三千代表确保通过。2799票赞成、52票反对、37票弃权，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终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河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仍然在大路上徘徊。旧体制的一切势力，资本和资本家、党国和辩护士、中国的经济学家和西洋的媒体同仁，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现在，庆祝的时候到了。
这些土霸洋敌们已经用最赤裸裸的方式向我们证明了一个真理：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就是翻案与反翻案的历史。好在闹剧不是结束，一切刚刚开始。远处的情侣在分别，那是一些人眼中的序幕，却是另一些人渴望的结局。
Where there is end there is the beginning. March 09 跑啊桑尼的发小Sean开车肇事杀人后，因精神失常，获从轻发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或21个月在家看护，本周开始执行。此君已于上周逃逸，现遭加拿大警方全国通缉。有关此事的报道，详见http://www.canada.com/theprovince/news/story.html?id=82d60a7c-ee7f-44b5-ac24-e4d03d5adff8。这里是通缉令：http://www.greatervancouvercrimestoppers.com/news.php?cat=0&news_id=278&rc=news_alert
去荷兰吧，Haywire。 March 07 发人深省的问卷前天算错了日期，以为是正月十五。可惜，原因不是一时糊涂。
早上继续玩票，去中国日报社六楼会议室笔试。考生二十名，考卷四页，考时八点半到十一点半。材料两份，第一份：文章一篇，英国厕所协会会长为维护传统公厕、改善厕所卫生所做出的努力 － 汉译英。第二份：文章一篇，辅助材料两篇，贵州省黄果树县通过学习孟加拉小款借贷经验脱贫致富 － 撰写大众新闻、财经新闻、人文新闻或专题报道。一小时内全部写完，扬长而去，下楼看报。走前被告知：此后还有综合能力测试。
看报归来，免费发放肯德基汉堡。拿了一份放在包里。不久考试开始。考卷31页，答题纸一张，选择题120道。翻开第一页：数学。第二页：几何逻辑。第三页：图形。翻到中间：阅读理解。翻到最后：图表分析。
既然问卷如此发人深省，第一感觉：干脆也交上“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
上一次如此“综合测试”是2000年出国前，上一次如此测试智商是1998年5月考文科班。十年一剑，感情都毁在智商上了：86，轻度智障。我不明白的是，在如此场合考这些根号来电波去的玩意，到底有什么实际用处？是要把傻子揪出来吗？不用揪，我自己站出来就是了。那么麻烦干什么。我也不明白的是，专业考试“又快又好”答完的，却是智商测试最步履蹒跚的。究竟是考专业还是考智商？究竟是专业考试出了问题还是智商测试出了问题？我反正没那智商多想，填完CCCDCCD就卷包开溜了。脑子虽然不好，快也要快出个样子来。家传技，一刀切。 March 03 正月十五去招聘会玩票，试到五家单位，离奇的是试到保险公司，试到理财规划。前天去初轮面试，听那胖子胡侃，你的教育背景好啊，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的业绩就那么点儿吗？他们自己的生活比较没有趣味，接触的人也都是底层的，低级，于是他们就低级；有些人一做，喝，多少万多少万的来，知道为什么吗？他们自己的生活高级，和上层人感同身受，于是他们就高级。
下午继续去，听听他们生活的中国。
昨晚去保利剧院。环保总局主办的《呼唤绿色中国》晚会，重演易卜生的《人民公敌》，重编《黄河》钢琴协奏曲，“加入外国元素”，乃成《呼唤》多媒体协奏曲。一群世界各地的“上层人”各乘良驹，蜂拥而至，从革命性的话剧艺术和革命性的音乐艺术中寻求不革命的改良环保主义精神。钢琴曲还是好的，虽然缺些力度，缺些“协奏”，但至少比石叔诚的实在。改变了多少回多少次，改变不了末段《东方红》和《国际歌》的旋律。还有别的什么旋律能如此横空出世，势压全场，引人肠热呢？没有了，在这样的晚上，在这样的主题下，在这些人的面前，一个也没有了。亮彩不必多，一抹就足够。
元霄节：今天北京下小雨，今天北京开大会。《物权法》草案就要“确保通过”了，祝你心情比我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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