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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3 待遇是小，气节是大这些天什么都多，风多雨多事情多，是为多多。在多多的事情里，一个嘈杂的声音如影追随般地问道：为什么不申请入籍，或是去申请那么多驻华外国媒体中的哪怕一家？我的回答是，我们家在海外不缺人，在国内缺人。既然回来了，就要彻彻底底地做国家公民，为国家做贡献，而不是拿外国人的牌，摆外国人的派，过外国人的瘾，赚中国人的钱。
但是，从来也没有出路的修正主义，究竟怎么样才能够使人为我所用，爱家爱党，利国利民，怎么样才能够停止为资本主义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呢？国家究竟需要多少雷锋王杰欧阳海，多少赖宁徐虎李素丽，才能不闻不问，不砍不杀，凭空克服一派死气的重重困境，合力辟出和谐社会的乌有之途呢？
天下大大啦，谁活着谁就看得见。 May 18 两名领袖，两样风骨，两种制度，两个前途（二）其一姓毛名泽东。蒋介石发表讲话的时候，历经血战的中国工农红军开始准备长征，而心情沉郁的毛泽东还只是个脱离了队伍的病号。一年后的1935年12月，这名红军的新领袖在瓦窑堡会议上发表讲话。以下是他的发言全文。
同志们！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我们的党已经规定了自己的任务。
目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
大家知道，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斗争，中国还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但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使得经过那时的卖国头子袁世凯签了字的对日屈服投降的条约二十一条，不得不宣告无效。一九二二年美国召集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签订了一个公约，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但是没有很久，这种情况又起了变化。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还限于东北四省，就使人们觉得似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一定再前进了的样子。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最近的冀东事变和外交谈判，显示了这个方向，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各个阶级怎样来回答这个问题。
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反日浪潮，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
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不是已经发动了一个广大的反日运动吗？中国的这些小资产阶级成分曾经参加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和农民一样，他们有同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小生产的经济地位。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曾经给了他们以重大的损害，使他们中的很多人陷于失业、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
问题摆在民族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面前，摆在国民党面前，又是怎样的呢？
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阶级曾经参加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随后又为这个革命的火焰所吓坏，站到人民的敌人即蒋介石集团那一方面去了。问题是在今天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呢？我们认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我们暂且不去估计他们的变化的可能性。问题是在没有那些关系或者关系较少的那些部分。我们认为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部分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这就说明，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时期他们为什么参加了革命，及到这一时期之末，他们又为什么站到蒋介石方面去了。现在的时期，同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时期有什么分别呢？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现在正在走向殖民地。九年以来，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做朋友，得了什么好处没有呢？没有什么好处，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因为这些情况，我们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今天的时局下，有起变化的可能性。变化的程度怎样呢？总的特点是动摇。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十九路军是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呢？他们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蔡廷锴们不是同红军打过死仗的吗？可是后来又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同盟。他们在江西，向红军进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了福建，便同红军成立了妥协，向蒋介石开起火来。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环境能够使国民党营垒分裂出这样一部分人，为什么今天的环境反倒不能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呢？我们党内持这样一种论点的人是不对的，他们说，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是统一的，固定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使它起变化。他们不但不认识今天的严重环境，并且连历史也忘记了。
让我再讲一点历史。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当着革命军向武汉前进，以至打到武汉、打到河南的时候，发生了唐生智、冯玉祥参加革命的事情。冯玉祥于一九三三年在察哈尔⒀还曾经和共产党一度合作，建立了抗日同盟军。
再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曾经和十九路军一道进攻江西红军的第二十六路军，不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举行了宁都起义，变成了红军吗？宁都起义的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坚决革命的同志。
马占山在东三省的抗日行为，也是统治者营垒中的一个分裂。
所有这些例子都指明：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
同志们，现在让我们把问题转到另一点。
如果有人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这一点来反对我们的论点，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处在新环境，还是没有改变态度的可能，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认为也是不对的。如果不能改变态度的原因，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那末，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为什么改变了他们的常态，不仅是动摇，简直是参加了革命呢？难道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后来才得的新毛病，而不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吗？难道今天软弱，那时就不软弱吗？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敢于欺负他们，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的特点。自然，我们不但不否认，并且完全承认：又是因为这一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容易拿某种临时的贿赂为钓饵将他们拉了过去，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对于革命的不彻底性。可是总不能说，在今天的情况下，他们同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没有任何的分别。
所以我们着重地指出：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这种破裂，表现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表现于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等风头一时的抗日人物。这种情况，基本地说来是不利于反革命，而有利于革命的。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增大了这种破裂的可能性。
同志们！这个问题的正面，已经说完了。让我再来说一说它的反面，那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分子常常是欺骗民众的好手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中间除了那些真正拥护人民革命事业的人们而外，有许多人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现，所以他们同时就具备着欺骗民众的资格，使得民众不容易认识他们的不彻底性以及装模作样的假相。这就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如果我们否认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有动摇及参加革命的可能性，那也就取消了至少也减轻了我们党对于争取领导权的任务。因为，如果民族资产阶级是同地主买办一模一样，以卖国贼的狰狞面孔出现，争取领导权的任务就大可取消，至少也可以减轻了。
在整个地分析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的姿态时，还有一个方面应该指出，那就是：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过去这种狗打架的事情多得很，我们不去说它。于今只说被蒋介石禁闭过的国民党政客胡汉民，不久以前也签名于我们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的文件⒄。胡汉民所依托的两广派军阀，也在所谓“收复失地”和“抗日剿匪并重”（蒋介石的是“先剿匪，后抗日”）的欺骗口号之下，同蒋介石对立。你们看，不是有点奇怪吗？并不奇怪，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但是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
现在我们来说中国民族革命营垒里的情形。
首先是红军的情形。同志们，你们看，差不多一年半以来，中国的三支主力红军都在作阵地的大转移。从去年八月任弼时⒇同志等率领第六军团向贺龙同志的地方开始转移起，接着就是十月开始的我们的转移。今年三月，川陕边区的红军也开始转移。这三支红军，都放弃了原有阵地，转移到新地区去。这个大转移，使得旧区域变为游击区。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中央红军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主力红军如此，南方各省的游击战争怎么样呢？南方的游击战争，受到了某些挫折，但是并没有被消灭。许多部分，正在恢复、生长和发展。
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的斗争正在从厂内向着厂外，从经济斗争向着政治斗争。工人阶级的反日反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现在是在深刻地酝酿着，看样子离爆发的时候已不远了。
农民的斗争没有停止过。在外祸、内难、再加天灾的压迫之下，农民广泛地发动了游击战争、民变、闹荒等等形态的斗争。东北和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正在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学生运动已有极大的发展，将来一定还要有更大的发展。但学生运动要得到持久性，要冲破卖国贼的戒严令，警察、侦探、学棍、法西斯蒂的破坏和屠杀政策，只有和工人、农民、兵士的斗争配合起来，才有可能。
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和小地主们的动摇以至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前面已经说过了。
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之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
所有这些都指明，革命的阵势，是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由不平衡状态逐渐地转变到某种平衡状态。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民族统一战线
观察了反革命和革命两方面的形势以后，我们就容易说明党的策略任务了。 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是变中国为殖民地；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
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是一个伟大的任务。这须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革命势力作战。日本帝国主义是下了凶横直进的决心的。国内豪绅买办阶级的反革命势力，在目前还是大过人民的革命势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不是少少一点力量可以成功的，必须聚积雄厚的力量。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是比较过去更加衰弱了，中国的和世界的革命力量是比较过去更加增长了。这是正确的估计，这是一方面的估计。但是同时我们应当说，目前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是大于革命力量。这也是正确的估计，这是又一方面的估计。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而在那些反革命势力雄厚的地方，革命还是没有起来，或者发展得很慢。这是中国革命在过去长时期内已经遇到的情形。在将来，可以想到，在某些阶段里，革命的总的形势是更加发展了，但是不平衡状态还会存在着。要把不平衡的状态变到大体上平衡的状态，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还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还要依靠党的策略路线的正确。如果说，苏联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在三个年头里完结了的话，那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过去已经花去了很长的时间，而要最后地彻底地解决内外反革命势力，我们还得准备再花一个应有的时间，像过去那样地过分的性急是不行的。还得提出一个很好的革命策略，像过去那样地老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是干不出大事情来的。不是说中国的事情只能慢吞吞地去干，中国的事情要勇猛地去干，亡国的危险不容许我们有一分钟的懈怠。今后革命发展的速度，也一定比过去要快得多，因为中国的和世界的局面都是临在战争和革命的新时期了。虽然如此，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我们说，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
这里不来说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关系，也不来说冒险主义在将来大的时局开展中可能发生的危险性，这点等到将来再说不迟。这里只说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关门主义的策略，是正相反对的两个不同的策略。
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
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
一个说，如果不足够地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行动能够变动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就不能足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如果不足够地估计到日本反革命势力、中国反革命势力和中国革命势力这几方面的强点和弱点，就不会足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就不会采取坚决的办法去打破关门主义；就不会拿着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目标而攻击前进；就不会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击当前的最中心目标，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这个叫做不会择敌和浪费弹药。这样，就不能把敌人驱逐到狭小的孤立的阵地上去。这样，就不能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这样，就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
一个则说，这些批评都是不对的。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
同志们，统一战线的道理和关门主义的道理究竟哪一个是对的呢？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赞成哪一个呢？我坚决地回答：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人中间有三岁小孩子，三岁小孩子有许多道理都是对的，但是不能使他们管天下国家的大事，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天下国家的道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人民共和国
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它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 在目前，这个政府的基本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这个政府的成分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因此，这个政府的纲领，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据此以适当地修改我们过去的政策。
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这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如果现时还没有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那就将发生极大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汉奸卖国贼是很多的，并且是有力量的，他们必然想出各种法子来破坏这个统一战线，用他们威迫利诱、纵横捭阖的手段来挑拨离间，用兵力来强压，来各个击破那些比较他们小的、愿意离开卖国贼而同我们联合起来打日本的力量。如果抗日政府抗日军队中缺乏共产党和红军这个要素，这种情形是难于避免的。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伸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蒋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卫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那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那时虽然有贺龙、叶挺一支军队，但还不是政治上坚强的军队，党又不善于领导它，终归失败了。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在今天，这件事起了变化了，坚强的共产党和坚强的红军都已经有了，而且有了红军的根据地。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没有疑义，威迫利诱、纵横捭阖的手段，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是一定要多方使用的，我们是要十分留神的。
当然，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的队伍，我们不能希望每部分都有如同共产党和红军一样程度的巩固。在他们的活动过程中，有些坏分子因为受了敌人的影响退出统一战线的事情，是会发生的。但是我们不怕这些人退出去。一些坏人受敌人的影响退出去，一些好人却会受我们的影响加进来。只要共产党和红军本身是存在的，发展的，那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然也会是存在的，发展的。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他们能够拉了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了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对于我们是好分子）跑过来。假如我们能够从他们队伍中多拉一些人出来，那敌人的队伍就减少了，我们的队伍就扩大了。总之，现在是两个基本势力相斗争，一切中间势力，不附属于那一方面，就附属于这一方面，这是一定的道理。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灭亡中国和出卖中国的政策，不能不驱使很多的力量跑到我们方面来，或者径直加入共产党和红军的队伍，或者同共产党和红军结成联合战线。只要我们的策略不是关门主义，这个目的是能够达到的。
为什么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呢？
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十大政纲，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但是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
那是没有问题的，人民共和国不代表敌对阶级的利益。相反，人民共和国同帝国主义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是处在正相反对的地位，它不把那些成分放在所谓人民之列。这和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仅仅代表最大的富翁，并不代表老百姓，并不把老百姓放在所谓“国民”之列，是一样的。中国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人民共和国去掉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半封建制度，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它人民得了利益。总括工农及其它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虽然也住在中国的土地上，可是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的利益是同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的。我们仅仅离开他们这些少数人，仅仅同他们这些少数人相冲突，所以我们有权利称我们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
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有冲突的。要开展民族革命，对于民族革命的先锋队不给以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利，不使工人阶级能够拿出力量来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是不能成功的。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如果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那末，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人民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中国人民。由此可知，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它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
让这些人参加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不危险吗？不危险的。工人农民是这个共和国的基本群众。给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它拥护反帝反封建纲领的分子以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说话做事的权利，给他们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能违背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我们纲领的重要部分应当保护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工农基本群众的代表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占了大多数，共产党在这个政府中的领导和活动，都保证了他们进来不危险。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次革命没有完成，而是失败了。一九二七年至现在，我们领导的土地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的革命还是如此。
革命的动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
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如像过去某些同志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中国是一个何等样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国家，他们不知道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国际援助
最后，需要讲一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
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古人说：“春秋无义战。”于今帝国主义则更加无义战，只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有义战。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的战争，都是义战。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义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是义战。中国的反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义和团战争，辛亥革命战争，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战争，今天的抗日和讨伐卖国贼的战争，都是义战。在目前的全中国抗日高潮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义战将遍于全中国，全世界。凡义战都是互相援助的，凡非义战都是应该使之转变成为义战的，这就是列宁主义的路线。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国革命力量和国际革命力量被蒋介石隔断了，就这点上说，我们是孤立的。现在这种形势已经改变了，变得对我们有利了。今后这种形势还会继续向有利的方面改变。我们不会再是孤立的了。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两名领袖，两样风骨，两种制度，两个前途（一）其一姓蒋名介石。1934年7月13日，蒋介石对庐山军官训练团讲话。以下是他的发言全文。
今天所讲的题目是：「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讲得明白一点，就是：我们要如何来抵抗敌人以复兴我们中华民族？说到抵抗敌人，就先要明了敌人的情形。 敌人的情形，就军事上来看，可以说无论那一方面，都准备齐全了；他的陆军，到於今已有三百三十万人，海军已有一百二十万吨，空军去年还只有一千五百架飞机，到现在已有三千架了，他们对於战事上一切的准备，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那一项都已准备好了。所以就军事的观点来说，日本真不愧为一个现代的国家。尤其是他们对於军事教育和国民教育，能够特别注意，从明治维新，经甲午之战、日俄之战，一直到现在，他们拿四个字来做他一切教育的基本精神，以一贯的陶铸其全国国民整个的中心思想和军国民的精神。这四个字是什么呢？就是「忠君爱国」，因为这个教育，已经很普及，所以他们全国的国民，尤其是全国军人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完全一致的什么？他就是忠君思想和爱国观念。明白的说：就是要尽忠皇室，舍身报国；不仅是要保护他们的国家，而且要侵略他人的国家。因为他们自己认为本国的领土很小，在那区区三个小岛，是不能生存的，他不是向南发展，就要向北发展，所以他们国民的思想，尤其是全国军官，脑筋全充满著向外侵略的野心！他们以为非侵略别国的土地，自己就不能生存。我在日本时，往往和他军官谈到国际政治的问题，他们老实对我说：条约不过是一张纸，一撕就破了。由此可见他们向来就不重信义，看任何条约都没有用，向来就是主张强权，崇尚武力，时时准备和他们的敌国作战。他们军官的意志，平时早就在这个准备民族斗争的共同意识之中统一了，所以一到对外作战的时候，就能够同仇敌忾，奋勇牺牲，这种精神，是战胜敌人一个最大的要件。他们具备了这个条件，所以能够一再战胜人家，到现在，他一切军事准备，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充足，所以大胆的来侵略我们中国，要想独霸东亚！这就是我们的敌人现在实在的情形。 回头来看我们自己的情形如何？我们抵抗敌人的条件，有没有完备呢？我们自己可以很简单很沉痛的答复一句话：一点也没有。不仅是在物质上和实力上没有具备，就是在我们思想上、精神上也都没有统一！我可以断言：现在如果我们和日本打仗，一定有些恣睢灭裂的反动派来乘机捣乱，只拿这一点来讲，已够制我们的死命了，不待敌人来打我们，我们国内就要内乱；如此，我们还有什么方法来抵抗敌人？有什么方法可以复兴民族？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得我们的子孙能够继续繁荣生存在我们祖宗五千年遗留下来的这块上地上呢？所以照军事的观点看来，我们现在真是没有立国的资格，不配称为现代国家，当然抵抗不了日本，当然要给敌人来压迫、欺侮。但是，大家要知道，现在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中日问题，而是整个东亚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太平洋的问题。日本人所争的整个太平洋的霸权，这就不是日本和中国两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日本和世界的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 总理告诉我们的：中国现在是处於次殖民地的地位。怎么叫做次殖民地呢？就是这个国家的压迫或保护者，不只一个国家，而是受世界列强共同的侵略压迫，做他们公共的殖民地，所处的地位比普通的殖民地更痛苦。所以「中国是处於次殖民地的地位」云者，就是说：现在的中国，是世界各国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日本现在要将中国来做他一个国家所独有的殖民地，就先要同世界各强国来决战，如果日本不能和世界各国来决战，他就掌握不了东亚霸权，也就解决不了太平洋问题；这样，他就不能在东亚做盟主，也就不能并吞我们中国。我们要知道，中国内部的情形固然复杂，国际的情形，尤其复杂。而因为中国是世界各国共同的殖民地的缘故，所以日本要求独吞中国，就先要征服世界，日本一天不能征服世界、也就一天不能灭亡中国，独霸东亚。现在日本人虽然具备了一切军事的条件，可以侵略中国，并且可以和任何一个强国开仗，但决没有力量可以战胜列强，可以压倒世界一切，来实现他侵略的野心。在这种情势之下，我们中国的军人，要特别注意到国际和我们国内整个情势的变化，要留心研究我们是不是有切实的方法，和良好的机会可以来抵抗日本，复兴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我现在告诉你们：日本决没有这个压倒全世界列强的力量，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日本必不能吞并中国，独霸东亚。我们中国一定有方法、有力量，尤其是有最好的机会，可以抵抗日本，复兴民族，因此，我们一般军官，要有充分自信的能力，愈是日本加紧侵略我们的时候，愈是我们复兴民族最好的机会。我们要有这个认识和自信力，不要自暴自弃，来丧失自己志气，增长敌人的威风，听到说日本就害怕，见到日本人就畏惧，好像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的样子。如果是这样，那就不是我们黄帝的子孙，不配做中华民国堂堂的国民，更加不配做我们革命军的军官。 讲到这里，我们更要说一说现在日本军事准备的目标是在那里，从而认识今日国际的大势，和我们今後自强的方法和复兴的机会。现在我们东四省，已经被日本侵占去了，他向大陆侵略的第一步目的达到之後，必要更进一步，来侵略我们全国，所以他军事的准备也比过去要更加积极更加雄厚，但是他现在一切军事的准备，其目标是不是对我们中国呢？我可以说，我们中国没有在日本人眼里。所以日本的军事准备，不是对我们中国，他没有拿我们中国的军人，中国的国家、军队，放在眼里，中国不配做他军事上的目标。他虽然天天在察哈尔东部扰乱，天天派汉奸在华北各地活动，极力威胁，侵略我们中国，但他军事上的真正目标，不是在我们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以他现在的武力，要想侵占全中国，早已不成问题，但是他虽把全中国占领了，如果太平洋问题没有解决，全中国是占领不了的，所以他早已认定，非要把与太平洋有关系的几个强有力的国家统统征服之後，才能达到独吞中国，独霸东亚的目的。所以他现在陆军的目标是苏联，海军的目标是英美。日本为要并吞我们中国，而须先征服俄罗斯，吃下美国，击破英国，才可这到他的目的，这是他们早已决定的国策。他叫我们中国叫「支那」，这「支那」两字，照日本话是什么意义呢？就是半死人！可知他眼中就没有我们中国，所以不称我们中国为中华民国，而始终叫我们为「支那」。其次，他叫俄国叫什么呢？他叫「露西亚」，露是雨露的露，这个「露」字，是表示什么意义呢？他就是自比日本为太阳，将俄国看作是露水，太阳一照到露水，那露水马上就要乾！由此可见日本的国策，早已决定，他非消灭俄国不可。再看他叫美国叫甚么呢？我们是叫「美利坚」，而他日本则叫「米利坚」，亦叫做米国。米原来是人们一种必需的食粮，他拿这个字来叫美国，意思就是决心要把美国吃下去！由此敌人苦心准备的情形，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国，最大的敌人还在旁边；我们中国在他正面，美国在他後面，苏俄在他侧面。我们那一个都知道，军事并不是专打正面，仅仅打正面不够，非将後面、侧面一齐准备妥当，备置完全，徒打正面是不能作战的。我们中国是他所要打的正面，但是他主张的军事力量如果用在正面，一定要失败。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美国在他後方，俄国在他右侧面，英国在他左侧面──南洋，最大最强的敌人都在他的侧背，他有什么方法可以拿全力来征服我们中国？ 这一段话，已将日本的破绽弱点，完全暴露出来了，我们中国军人，要明白了这个国际大势，明白了现在东亚的情形，就可以很大胆、很安心，相信我们一定有方法、有力量，可以来抵抗日本，复兴民族。日本有一本书说：「现在中国的军队，只知道从事国内的战争，国家的观念和民族的意识一点也没有，再在二十年以後，中国的军队不仅是不能和外国打仗，而且不愿和外国打仗。」日本人现在看我们的军队，是这样的，但是他那里知道他看错了。这一本书也是一个「支那通」做的，他在我们中国什么东西都调查，都研究过的，但是，因为他们作见太深，对中国的观念，不免有毫厘千里之差。我们回想到民国十五年的时候，他们田中大将，总判断我们国民革命军，一定在半年内会自相残杀，必要失败，无论如何不能完成北伐，统一中国的。後来事实证明了他这种恶意的判断，是错误了，所以他们一看见我们国民革命军到了山东，张宗昌失败的时候，他马上派兵来占济南，出动军队，要挡住我们国民革命军，不许我们革命军的力量到黄河以北。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可以表明日本人无论如何不许我们革命的力量来统一中国；不愿意我们中国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如此，他就可以从旁操纵一切，使我们内乱不已，自己来消灭自己的国家民族。你看，民国十一年以前，他们参谋部、陆军部所有一般「支那通」调查报告，所出的书，都说我们国民政府，一般革命党员，乱七八糟，何能统一中国？那里知道民国十五年到民国十七年，我们居然在 总理在天之灵鉴临之下，我们中华民国果然在我们三民主义革命军手里，统一起来。他们日本人，总认定中国一般军人没有国家观念，革命军一定不能完成统一中国，那里知道民国十七年，我们革命军到了北平，完全统一了中国；我们三民主义思想，完全普及於全国；我们中国的军人，全国的军队，无论在那一方面，统统能服膺三民主义，自动的加入我们国民革命军，皆能知道三民主义是救国救民的唯一的革命主义，而且大家都能觉悟共同一致的来拥护中国国民党，拥护国民政府，完成我们统一中国的使命，这是在十七年以前日本人所完全意想不到的。日本人当我们 总理没有死的时候，畏惧我们 总理，妒忌我们 总理，以为 总理生在一日，中国革命势力，便要一天天膨胀起来， 总理如果不死，乃是日本的大敌，後来 总理死了，他们便以为中国不仅是国民党统一不起来，革命军也不能统一。所以我们民国十七年统一中国，亦是出乎日本人意料之外，做多都想不到，尤其是连到我们东三省当时也能改悬青天白日旗，能使国家的统一成功如是之快，更为日本人所想不到的，革命力量之进展如此迅速，这是不得不由他们惊骇而成恐怖的最大原因。过去，他们看我们中国的军人，统统是自私自利，统统不要国家的，没有国家观念的，统统囿於封建思想，不会拥护中央来统一中国的。那里知道到了民国十七年，在我们青天白日的旗帜之下，我们全国军人的思想，居然由三民主义统一起来。日本人对我们始终是怀著恶意，始终是逆料我们中国的军人不会有出息的。 幸而在十七年的时候，我们完成了国家初步的统一，就是我们军人不为日本人所料而为国家民族争了一口气。现在，日本人著这本书，说：我们中国的军队，非过二十年以後，绝对不能和外国作战；这同他在民国十五年以前，说我们中国军人没有国家思想，没有统一国家的观念，是一样的出於恶意来逆料我们。结果实在是和他们从前一样的错误而到了极点。他们一般所谓「支那通」，因为根本的偏见太深，也并不见得会有怎么一个「通」法！他不过是到处派侦探，以耳代目，我们那一个军队旁边，那一个机关旁边，都有他的侦探，想出种种方法来探听我们中国内部情形，看见我们中国有几个跋扈的军人，的确是想找著机会，要来捣乱国家的，他就武断说：中国的军人，个个如此，个个都没有国家观念，其实我们中国军人大多数都是有国家观念的。我们生为一个中国人，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同胞，那一个都知道要爱他自己的国家！爱他自己的民族！爱他自己的同胞！所谓不爱国家，不爱民族，割据称碓，自私自利的跳梁小丑，不过是甘为国民的公敌！民族的罪人！最少数最少数的几个人而已。拿这最少数人的思想，来概括我们中国大多数人，来概括我们全国军人的思想，当然是要大错特错的。所以，他日本人判断我们中国的情形，就是他所谓判断敌情，已经根本错误，这就是他们将来失败的最大原因。敌人如此轻视我们中国，就是他的一个错误，一个弱点。须知，敌人的弱点，就是我的强点，我们能利用敌人的弱点，将来一定可以想方法来抵抗敌人，消灭倭寇，完成我们复兴民族的使命。 但是，现在敌人军事的目标，既不是在我们的身上，那末在这敌人不留心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打击他了，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打他？不仅是没有武器可以打他，就是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政治，这些作战的条件，有那一项是具备可以同他现代的国家作战呢？前年，我在「一二八」以前，曾发表一篇文章，引 总理的话，告诉我们中国一般国民说：全国同胞要知道，如果我们中国没有得到时机，贸然和日本开战，日本可在十天之内，完全占领我们中国一切重要地区，就可以灭亡我们中国。这句话就是我们 总理在三民主义里苦心警诫我们一般国民的话，後来一般反动派，说这话是我讲的，就说我是怕日本人，不敢同日本人宣战。这句话究竟是我说的，或是 总理说的，自然有 总理遗著可以证明，反动派尽管帮助敌人来攻击我国政府，我们亦不必去计较。但是我们要研究总理何以说：日本十天之内可以灭亡我们中国呢？因为，我们中国没有现代作战的条件，不够和现代国家的军队作战，如果不待时而动，贸然作战，那只有败亡而已。不仅十天之内，三天之内他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所有沿海的地方都占领起来，无论那一个地方，西边不仅是到重庆，而且可以到成都；南边不仅是到广东，而且可以到梧州、邕宁。他的潜势力早已准备充足，而且他的兵舰早已遍布各地，不仅是沿江沿海的地方他随时可以占领，无论那一个地方都可占领。也不仅是东四省已正式被他占领，就是我们的华北，事实上也早已在他控制之下，凡我们华北所有的铁路线，和所有交通便利形势险要的地方，他都早有军事的布置，随时都可以占领的。比方讲：现在胶济路的情形，他虽然表面上没有派兵占领的，但是沿胶济路所有的日本工人、商人，全是他们的退伍军人；天津、汉口等重要商埠，以及察哈尔、张家口各处，所有的日本人，全是他没有穿军服的官兵，所以依现在的情形来看，他只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讲到这一点，我要顺便提醒各位，各位要特别注意，日本人决不是好相识的！我们所见到的日本人，没有一个不是侦探，没有一个不是便衣队，法国人曾经有两句话讲日本人的，一句说：「日本在外国的男人，没有一个不是侦探」；还有一句说：「日本人在外国的女子，没有一个不是妓女。」但是他这些妓女，也统统是做侦探的。所以你们各位将领特别要知道，日本人无论和我们讲什么好话，没有一个不是要吃我们的血，没有一个不是来侦探我们的事情，要来灭亡我们国家的！我们一定要格外的当心！格外的防备！ 我们中国的重要地方，虽然他没有派遣穿军服的军队来正式占领，然而事实上他已经不断的增派便衣队，在那里一步步的准备了。不仅是在北平、天津、济南、广州、汉口、上海有租界的地方，或通商口岸公然为他军事侵略策源地，完全给他没有穿军服的军队，无形占领；须知，凡是他兵舰所到的，领事馆所在的地方，也统统被他无形的占领了。无论什么地方，统统有随时可以正式占领的准备。我们中国在如此情形之下，自己没有一点准备，没有一点国防，如果再贸然和他打仗，那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徒然断送吗？岂不是疯子和傻子吗？你自己毫无准备，而你的敌人早就埋伏在你四周了，只要你一动的时候，他马上起来包围你，你还不是自己送死吗？所以现在这时候，就是可以和日本正式开战，真是疑人说梦！太不知道自己了，太不知道敌人了！然则，我们有什么方法来抵抗敌人复兴民族呢？是否现在这时候，竭力来准备国防，拚命的来制造飞机大跑，就可以和他来作战吗？各位将领一定也知道，不仅是我们现在临时添置武器，整顿国防，已来不及，不能和他抵抗；就是从现在起，大家同心一致，专在这一方面来努力三十年还是不够，到那时候，说我们想靠物质的力量，可以战胜日本，那还是等於做梦，何况现在日本人决不许我们有一个机会可以准备国防，也不许我们有一个时期来制造武器呢？退一步说：就是日本人让我们尽量来设备国防，我们的人力和财力，那里能赶得上呢？比方讲：我们国家的边疆要修要塞，海岸有海岸的要塞，所用的二十四生地的一门大炮，至少就要四百万元，子弹还不算在内，即此一项来说，我们的财力和人力，那里能办得到呢？何况事实上日本人绝对不许我们有一点国防建设，我们那一个地方要准备、要整顿，他的兵舰就开到那一个地方来威胁、骚扰，使你无法著手。现在这时候各位将领要明白，如果日本人一天不败，我们中国的国防一天建立不起来，我们国家一天不能安全，我们民族亦一天不能保存！所以你们大家要有这个觉悟，如果他有一天的武力，他决不许我们有整顿国防的一天，亦决不许我们中国有统一的一天，如此，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来整顿国防？可以来和他真正作战？没有这个时候！没有这个可能！我们不要梦想！ 因此我们中国的军人处境格外困苦，责任格外艰难，我们要格外的刻苦，格外的耐劳，格外的坚忍自强，而且要特别的秘密。外国的军人可以按照一定的计画，可以得到国防上的掩护，安心来训练军队来准备作战，现在我们中国没有方法可以统筹国防，按一定的程序来准备一切。我们的军人，到处受敌人胁制，得不到一点国防的掩护，敌人时时在监视著我们，随时来扰乱我们，可以制我们的死命！今天他要派兵到什么地方，马上就可以到什么地方，他要派兵舰到什么地方，马上就可以到什么地方，如其海陆军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就用他的飞机随时派来掷弹轰炸，制我们的死命！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的生命，民族的生命，可以说都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中，没有方法可以自由活动一点。最近我听得有人说，广东广西这个地方，才是复兴民族的根据地。他们以为日本在华北在长江可以随时侵略，但是决不能打到西南的腹地来。这真所谓皮相之谈，不知道日本国家侵略企图的真相之何在！他们不知道日本除陆海军之外，近年对於空军的建设，是怎样的扩大，更不知道他们要并吞整个中国，是不分东北和西南的，现在我们中国的军队，无论你在那一个地方，无不是在日本人掌握之中，日本人要你几时死就可以几时死，要占你什么地方，就可以占什么地方，还讲什么复兴民族的根据地的是西南。所以我们中国的军人，尤其是我们中国一般有觉悟的将领，格外的痛苦。因为他认识自己所负救国责任之重大，而痛恨军阀割据坐大之不能觉悟。我们前面有这样凶狠的敌国，我们的民族又这样没有知识，而且国内还有少数跋扈恣睢、自私自利不觉悟的军人，使国家至今还不能真正的统一，我们真不知应该要如何加倍的努力奋斗，才可以达到救国的目的，完成革命的任务。但是无论我们的环境怎样险恶，我们每一个军人，要知道我们有我们的智力，更要知道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同胞，黄帝的子孙，有一种特别优秀的天质，无论什么困难，什么危险，无论怎样严重的困难，怎样强大的敌人，我们一定有方法打破他。只问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决心，和有否奋斗到底自强不息的精神而已。 我们既然没有国防，日本人也不许我们有国防，我们又是这样一种武器，这样的一种教育，我们国家社会，一切情形又是这样落後，不成其为现代的国家、现代的社会，然而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抵御外侮，复兴民族？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拿这个题目来讲呢？我们究竟有什么方法呢？当然我们有这个方法；他有大炮，我们不一定要有大炮抵抗他，他有飞机，我们也不一定要有飞机抵抗他；当然我们不能不要大炮，不要飞机，然而我们不一定要靠大炮来抵抗大跑，只靠飞机来抵抗飞机；我们还可以拿我们的精神来战胜他的物质！发挥我们的智力来抵抗他的物力！我们要知道，革命军队和反革命军队来作战，我们要战胜敌人，不在武器，不在物质，而在我们的精神！无论古今中外那一个国家皆遭有寇患，而且这寇患一定有强大的武力，如果被侵略者仅仅靠军队靠武力来抵抗他，一定抵抗不了！所以我们革命军和反革命军斗争，被侵略国与侵略国的军队作战，一定要有革命军特别的战术，要有特别的革命精神来抵抗外敌横暴的武力与优裕的物质！这就是完全要靠我们自己全体国民能够格外的劳心劳力，就是我们一个人要做他们两个人的事情，每个人要能如此拚命准备，一定有方法、有力量，尤其有一个时间，可以来战胜一切，完成我们复兴民族的使命！这几句话，各位务必澈底了解，本团长所讲的，绝对没有一句空说的大话。只要你们有一个死心塌地来救国的决心，能够照著革命军人的道理来做，我们有一个革命的领袖，一定有抵抗外侮复兴民族之革命战略和战术。只要大家能绝对服从革命的统帅，在一个最高命令之下，要我们守就守，要我们攻就攻，要我们退就退，要我们进就进，要我们生就生，要我们死就死，如果能够如此共同一致，服从命令的话，一定可以有革命的战术策略，可以战胜一切，达到我们最後的目的！这就是我们革命军人救国最要紧的一个条件！这一点现在我们不希望全国的军队一致做到，只希望今天在场的各位将领所带的军队部下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大家的思想，由此统一起来，力量就能集中，这样就可以以一当十，以十当百。这「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两句话，便是我们现在御侮图强的方法中最要紧的一个原则。现代的军人，现代的国家和非现代的国家，其分别亦就是看能不能遵循这个原则。怎样叫「现代」，怎样叫「非现代」呢？所谓「现代」，就是叫「文明」；「非现代」，就是叫「野蛮」。文明的军人和野蛮的军人，文明的国家和野蛮的国家的分别是什么？文明的军人，文明的国家，一切都统一的；野蛮的军人和野蛮的国家，就是不统一的、散漫的、割据的、各自为政的、自私自利的，即古之所谓乌合之众是也。 反转来说，正因为没有统一的原故，他的力量就集中不起来，力量集中不起来，所以外国一个人，就可以打你十个人，你十师人还抵不过一师。这样，当然外寇一天天侵略进来，国家要陷於危亡的地步，我们中国现在的情形就是如此。所以今後我们要抵抗倭寇唯一的条件，就是统一，统一之後，力量才能集中，集中之後，一分力量才可以发生十分的效用。如果不统一，把国家割据分裂，这就是十个力量还不能作一个力量用，国家一定会给人家灭亡的。这是讲我们对於现代与非现代，文明与野蛮的分际，及对於国家民族存亡的关系，大家要特别的认清。其次，我们除了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之外，还有一个救国的要诀，就是古人所讲的要步步为营，处处设防，随时随地，准备抵抗。刚才我已经讲过，现在我们没有国防，日本亦不许我们建设国防，而且现在我们整个国家都已在他们包围控制之下，那一个地方都布满了他们有形或无形的军队，我们的生命，没有一时一刻不是在日本掌握之中。比方我们现在庐山这个地方，表面上看来，似乎很安靖，倭寇的大兵舰，开不进来，他们的陆军一下子也不能进来。但是你们要知道，九江有他的领事馆，领事馆就是他们秘密的陆海空军司令部，九江江面，就停泊有他的军舰，所以他的海军两点钟以内就可以来到庐山，他驻在黄海的航空母舰所载的飞机，从上海南京可以一直到达南昌、九江、汉口，一天之内，什么地方都会受他的威胁。本团长是全国军事的统帅，我既然明白这个情形，为什么还要讲抵抗呢？ 大家要知道：我们现在既不能讲国防，就要讲营防，我们每一营一连所驻扎的地方，一定要将工事做好，我们的军队每到一个地方，必须步步为营，处处严防，我们的营防，就是我们的国防。我们的生命，军队的生命，既随时随地在日本掌握之中，我们就得每到一个地方，要扎一个营要挖一道沟，古人所谓深沟高垒，虽不能守到两三年，至少也要固守一两个月，不能守一两个月，至少总要死守一个星期。我们虽无十分战胜的把握，然而一定要作最顽强的抵抗，我们虽未必可以打败敌人，但是被敌人打败的时候，一定要使他受最大的牺牲，一定从敌人手里取得最大的代价，这是我们一定做得到的。我们要拿一分力量，来抵抗敌人十分力量，我们就是要拿自己的人力来抵抗敌人的机器。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牺牲的准备，和这样一种革命的精神，我们每营讲营防，每团讲团防，每师讲师防，拿我们的血肉来代替我们的国防，拿我们的血肉来抵挡敌人的枪炮。如此，虽然绪战失败，我相信到最後必能得到一战成功。因为用这种革命战术，他要占领我们一省，至少时间就就是一个月，如其统计起来，他们要占领我们十八省，至少要费十八月，这十八月时闲；那国际形势的变化还了得？何况他一个月，必不能迅速占领我们一省呢？所以我们各个人如果有觉悟，随时随地作防御工作，随时随地准备牺牲抵抗，如此，不仅不怕日本人有三千架飞机，就是他再加三万架飞机，对我也无可奈何。不仅不怕他有一百二十万吨海军，就是他有二百万吨也没用。不仅不怕他这三百五十万陆军，就是他有六百万，也不能灭亡中国。所以我们革命军人，要觉悟、要自信、要有革命的精神和牺牲的决心！决不能坐以待毙。我们有枪有炮，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拿了一件武器，就是我们打败敌人的东西。各位：我们要打敌人，看来似乎很困难，去年以前，我们打土匪，似乎也没有办法，後来我们研究出来一个方法，就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就是用这方法去清匪，现在很快就可以将他全部剿灭了。不过我这一句话，并不是将来要完全以剿匪的战术来打败敌人，不过我们决不好拘泥说陈旧的武器与战术，就一定不可用。各位要知道，欧战的时候不仅是步枪迫击炮有很大的效用，就是拿我国古代的弓箭，古代的刀矛，他们也都曾拿来利用，发生很大的效力。我们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军人，只知道新的好，只知道要买新的枪炮，殊不知我们没有学问，不仅是不能制造新的武器，而且人家所新发明的枪炮送给我们，我们若非研究三年工大也不能应用，所以现在我们抵抗日本，自己要承认我们的科学、物质、武力是抵抗不过他，这些，我们都不及他，我们是比他落後，比他陈旧。但是我们也有东西，一定可以胜过他，一定能够比他好。不是我常说：我们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先要打破他日本武士道的精神，要拿我们中国固有的武德，来打破日本武士道，要拿我们文明的三民主义，来抵抗日本侵略的帝国主义。如此，就是我们的精神自要比他新，我们的主义思想，亦要比他新，我们的战术战略更要比他新，我们的体力自信力尤要比他强，这些强过他、新过他、好过他的事，一定可以做得到的。现在大家都知道，日本国内一天天发生党派之争，不仅是他们政治有党派的纷争，而且军人也有了党派之争，他们的军事政治的确是一天天的退後，道德精神也一天天的堕落。我们的精神要赶上他，天天要向统一集中的方面迈进，我们用新的精神、新的方法来救国，一定可以战胜他们。我们用新的战术，来抵抗他旧的战术，一定可以操最後的胜算。我们是革命的军队，他是反革命的，我们为自卫为公理而战，这种战争，是为义战，义战是无不战胜的。这是任何人都应该确信不疑的。所以我们要觉悟、要自信。我们中国的军人，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同胞，我们一定要团结统一，来抵御外侮，来完成我们自己的使命。 May 15 招魂曲我家邻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也叫外经贸。几个月以来，每天早晨六点五十，外经贸的大操场上都会准时地轰然响起不但能唤醒四郊活人，简直也能唤醒周边死人的恐怖歌声，传之甚远，旋律僵硬，缓慢单调，整齐划一，不知所云。这据说就是该校的校歌。除周末外，每早放两遍，风雨不动。之后是两遍第八套广播体操，和一遍太极拳之类的东西，据说都是为了奥运。
一切为了奥运，为了孩子，为了……
今天终于找到校歌的正形，一切见下。UIBE，我说我怎么听不懂呢，压根不是人话。
下次能不能放点安魂曲？总比招魂曲好。 度日如年爷爷的网站还在做。七十年前的秋末，他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父母，离开了故乡淮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十六个月后，他的父亲怀着对长子的思念，在避难中病逝。又过了一个月，他十七岁的弟弟也不幸早亡，只剩下他不识字的妈妈和未成年的妹妹转展度日。爷爷心思缜密，挚爱深沉，这些情况，他在乘船离淮的时候，必已有所考虑。那么，他究竟在想些什么呢？在那条载他永远离开的小船上，他究竟想了些什么呢？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我思前想去，只能替他写下这样的文字：
离家后，我无法与家人互通音讯，家事变故，难从知晓。然故乡印象，日日牵情；父母弟妹，夜夜挂心。可是国难当头，我这样的处境，比起横遭日寇之涂炭、频遇军阀之混战、适逢党政之纷乱、忍见敛财于国难的亿万百姓，又算得了什么呢？社会矛盾深重，阶级对立失控，正道人间沧桑路，歌舞升平“和谐”时，万道雄关降而不战，十里洋场欢而不悲，寇匪奸党觥筹交错，升斗草民以死求活。多少人盼国难，多少人当买办，多少人鸟兽散，多少人不抗战，多少人齐声唤，多少人一边看。今日的中国，人不能寿，家不能全，民不能定，国不能安。我的一点点家庭不幸，又算得了什么呢？
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在离开淮阴的小舟上渐渐沉入了梦乡。 May 11 想起了701诸友的高声朗诵 - a tribute to Maxim Gorky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
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向乌云，它叫喊着，──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欢乐。
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在这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
海鸥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呻吟着，──呻吟着，它们在大海上飞窜，想把自己对暴风雨的恐惧，掩藏到大海深处。
海鸭也在呻吟着，──它们这些海鸭啊，享受不了生活的战斗的欢乐：轰隆隆的雷声就把它们吓坏了。
蠢笨的企鹅，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到悬崖底下……只有那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乌云越来越暗，越来越低，向海面直压下来，而波浪一边歌唱，一边冲向高空，去迎接那雷声。
雷声轰响。波浪在愤怒的飞沫中呼叫，跟狂风争鸣。看吧，狂风紧紧抱起一层层巨浪，恶狠狠地把它们甩到悬崖上，把这些大块的翡翠摔成尘雾和碎末。
海燕叫喊着，飞翔着，像黑色的闪电，箭一般地穿过乌云，翅膀掠起波浪的飞沫。
看吧，它飞舞着，像个精灵，──高傲的、黑色的暴风雨的精灵，──它在大笑，它又在号叫……它笑些乌云，它因为欢乐而号叫！
这个敏感的精灵，──它从雷声的震怒里，早就听出了困乏，它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
狂风吼叫……雷声轰响……
一堆堆乌云，像青色的火焰，在无底在大海上燃烧。大海抓住闪电的箭光，把它们熄灭在自己的深渊里。这些闪电的影子，活像一条条火蛇，在大海里蜿蜒游动，一晃就消失了。
──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啦！
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的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May 10 朝秦暮楚寻常事，早知道，快来了据媒体报道，最近一段时期，由于孟京辉的一部新戏，夏雨移情高圆圆，和袁泉的七年恩爱一朝而散；此前一段时期，由于旁人的一部又一部新戏，耿乐使柯蓝离开了同样相恋七年的男友李泉，并与自己秘密同居。而夏雨和耿乐恰是我最偏爱的中国男艺人，虽然这不是因为他们的形象；高圆圆和袁泉也恰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女演员，虽然这也不是因为她们的演技；孟京辉则恰是我最欣赏的中国戏剧导演，虽然这更不是因为他的气质。
但当别人好奇地问起我对此事的意见时，我却只能想起六个字：早知道，快来了。
早知道如此，并不是何必要当初，因为当初本来如此。今天的商业文艺工作者是资本世界最后也是最好的媒介工具。他们是光彩流丽的盛装饕餮，也是所向披靡的阿喀硫斯。在遭受了倒挂冥河的寒冽之苦后，他们的成年形象是骁勇无敌的当世英雄，只有那脚踝上的著名死结，才让别人记起他们有首无身的恶兽真貌。正是这样的生活决定了他们的群体意识，正是这种群体意识在每一个月圆之夜都不断提醒着他们，胃口是无穷尽的，贪欲是无休止的；正是这种群体意识导致了他们此起彼伏，诸恶并行的群体行为，并向他们反复诵读着“无情无义，人伦天理”的资本真经。
生活本身就是要决定意识的。生活是生命的活体的运动，它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具体的现实，不是一锤砸死的铁片，而是矛盾作用的过程，是吃喝拉撒，是衣食住行，是一天又一天的工作，是一年复一年的学习，是最无意识的借鉴，也是最有意识的观察。而人，能动的，发展的，以群体身份出现并生存着的人，正是这种生活的根本前提。他们浪迹于资本世界的各个角落，一旦持起商业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就必须殚精竭虑，持之以恒地以其身家性命来生产最具传奇色彩的所谓“艺术人生”。当这些“艺术人生”更多地成为生活的破坏性元素，而非其生产性元素的时候，他们的职业生命就终结了 － 资本逻辑的社会存在告诉我们，这将是他们的天然结局。
那么，当文艺本身也更多地成为了社会的破坏性元素，而非其生产性元素的时候呢？
快来了，就快来了，变革就快来了 － 这就是它告诉我们的事实。
文艺是上层建筑的重中之重。在经济基础剧烈变更的时期，上层建筑也必须同样产生剧烈而彻底的调整。一旦资本文艺及其所需的文艺工作者不再能够准确而及时地反映经济条件的变化对整个社会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制度性的变革就已经在猛烈地敲门了；一旦这些文艺工作者只能部分地反映它对自己所处群体的些许影响，或者连部分地反映它对自己所处群体的些许影响也做不到，而只能部分地反映它对个人社会生活的些许影响的时候，制度性的变革就已经势如洪水一般，立刻要涌入四面八方，把天下冲击得干干净净了。而在这个异常短暂的时期里，躁动的文艺工作者们已经完全忘掉了自己的社会义务，哪怕脚踝上的阵痛也不能够使他们清醒过来，他们只是茫然地坐井望天，把对自己的全部认识当作是对社会的全部认识，把时代特有的意识当作是一切时期的意识，把社会矛盾的猛烈撞击当作是动物世界的纵情盛宴，把对抗条件的逐渐成熟当作是和谐时代的杞人悲歌。
在这个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会看到，一切美都变成了丑，一切假都变成了真，一切恶行被编为诗作而高声传唱，一切真理被挖取心肝来敬奉妖魔。在这个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一切希望进步、渴求变革的人们都应该在桎梏中尽情地大笑，笑出涅槃的喜悦，笑出重生的逍遥，因为我们早就知道，因为那儿就快来了。 May 08 《暗算》是典型的人保活其实《暗算》的剧本相当之差，简直无以复加，编剧再三修改，也改不掉原著的诸多弊病。这是一份描写革命时代的剧本，但就像所有其它那些几经改编的革命文艺一样，在革命时代的原始语言中，它从本质上就是一份极端反革命的剧本。
在这份本来应该是颂扬无名英雄的剧本里，凡人都是卑贱的，天才都是高尚的。革命就是天才的活计，没有天才就没有胜利。但天才们并没有怀才不遇。剧本告诉我们，他们根本不懂革命，也根本不愿革命，只有通过革命者安在天伪装成其父兄的努力，他们才终于出山。在安在天的层层诱惑下，天才们略施妙计，便保证了革命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但是，剧本又告诉我们，由于天才充满人性 － 换句话说，也就是充满弱点，而革命者却充满鬼性 － 为了革命不惜任何代价，于是天才们必须死，革命者一定生。这不仅是一死一生而已 － 简直就是革命者以天才们的死来换得了自己的生：在组织的关怀下，阿炳被妻子逼得自杀，黄依依则干脆被疯子打成植物人。我们都知道，作者真正想说的是，革命者安在天如此暴怒如狂，也不过只是追究了两个凶手的罪恶；他将永远无法甩脱自己的罪恶，和滋生他这种革命凶器的严酷制度的罪恶。
在这份本来应该是盛赞天才无敌的剧本里，天才们又都是无能的。同样无能的革命者本可以伸出巨掌，将他们救出苦海，却选择了冷眼向洋，任其生灭。天才是心理残缺的人。阿炳不让马吃草却叫马儿跑，夜夜和衣而眠，苦等天上掉儿子。剧本告诉我们，正是在他和组织的双重压力下，林小芳以外遇求子，才造成了最终的悲剧。而安在天在阿炳婚后，一直对他不闻不问，直到他死了，才突然发难，以革命的名义，进一步逼死了林小芳。换句话说，革命者是一点好作用也没起；黄依依生性风流（作者想必忘了，她的青春岁月是在美国社会气氛最为萧索肃杀的麦卡锡时代度过的，她在彼时彼地也一定是个异端中的异端），一意孤行，她对革命者安在天一见钟情，并抱着与其私奔的幻想来到保密单位701，结果凤求凰而不得，退而求其次亦不得，与培训中心主任汪林（这是作者为了证明制度的非人性，而着力塑造的一名生活苦闷、了无长处的共产党干部）的艳遇最终成为死结，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安在天及其革命任务大踏步的前进，而自己的生活与情感却大踏步的倒退。剧本告诉我们，正是在安在天见其心死而不救的铁石心肠，造成了黄依依最终的悲剧。而小雨之死在悲剧末尾的重现，只不过是革命者害人害己，一生无能的最后注脚。
大家看看，不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吗？
和一切以翻案为纲的大小翻拍剧相比，《暗算》本来是一份相当格式化的反革命电视剧剧本，完全没有新意。在这种情况下，最终摄成的电视剧竟然变成了一部沉郁而雄浑的革命史诗，不能说不是“人保活”的切实反映。是《暗算》的导演、监制和演员齐力撑起了这一张毫无疑问是反革命的文艺黑旗，并用他们的血将其染成了鲜红灿烂的颜色。在这种意义上，电视剧《暗算》无疑是富有革命性质的。
在这场革命中，作为导演、监制兼演员，柳云龙付出了相当的努力。在这些努力里面，将第三部《捕风》置于前两部之后放映，尤为点睛之笔。如果没有第三部对三十年代共产党人斗争生活的描述，前两部中再好的表演也将成为白费，因为它只是单调地把革命者重塑成冷冰冰的国家机器，把他们的信仰雕琢作要人命的金刚无常，而全不解释革命者是怎么来的，国家是怎么来的，哪里来的信仰；也不解释为什么要有革命者，为什么要有国家，信仰是什么东西。而这些正是第三部的内容。
正是因为有了第三部，前两部的铺垫才有意义，《暗算》才成为一个丰满的剧本，一本完整的故事，一段可信的传奇；也正是因为有了第三部，全剧末尾响起的国际悲歌才有意义。老年安在天躬着身子，慢吞吞地在上海摄影棚的大街上踱步，他向远处望着，望着，街上突然闪出了从反动派追剿中靠易容术和同志掩护死里逃生的父亲钱之江，刚刚在黄包车里坐定，突然被一路跑来的小安在天撞到了。小家伙转眼跑开，车子缓缓前进，父子两人短暂地对视了一眼，这一眼那么短却又那么长，一直看到了安在天的老年。他躬着身子，慢吞吞地在街上踱步，在父亲的注视下笑着，又慢吞吞地走开了。在这一整段场景中，扑面而来的国际歌声，是激昂雄越的天外之音。
不仅是《国际歌》的运用，整部《暗算》的音乐处理都十分到位，就像各角色的选择和柳云龙的发挥一样，气闲神定，举重若轻，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正是他们英雄般的演绎，把丢弃了的理想再度拾起；正是他们英雄般的演绎，让遗忘了的英雄重归故乡；正是他们英雄般的演绎，使一部唯天才论的庸俗反革命戏最终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也使我们明白了物极必反本来是自然的真理。因为革命者是真实存在过的，也是真实存在着的，就像这个国家，就像支撑她的信仰，就像热爱她的人民。任何意图诋毁他们的文艺作品，不论是苦口婆心长篇大论，还是循循善诱口口相传，到最后的最后，都只会变成一撮永远无人提起的垃圾废末。扫掉这撮废末的，将是黎明时最初的阳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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