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 profile望乡台。True news, from the ...PhotosBlogListsMore  |  Tools Hel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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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29 背影昨晚散步，前面一位老人的背影很熟悉，想起爷爷，又想起他抄写的古词：太行之路能催车，若比君心是坦途；巫峡之水能覆舟，若比君心是安流。凄苦至此，作者却自号乐天。可见这称号只不过是愿望，而愿望总是离事实越远越美。就像我的故乡，明明已经是人皆难长久的工业基地，却还大言不惭地沿用着“长寿”的名称，用以怀念千年前老有所终的过去。人如此，家自如此。人家皆如此，国岂不如此。莫怪万墨一点红，谁教当年未曾识。 July 27 五年前的日记。五年过去，一切照旧在别处呆久了，多少沾了些不该有的习尚，为众老太爷们所不齿，但乡情自是不改，遇到同胞仍然激动不已，甚至“相对泪汪汪”一下也是常有的事。不过虽然“小人怀土”，真到准备要回国的时候，顾虑却不免多了起来，不少人忐忑不安，似是患上了忧郁症，一片极大的难以名状的恐怖笼罩下来，深深挤压到脑子里，而且那恐怖在外愈久而愈深沉。这其实很好理解，就如幼时被掉包到地主家的穷孩子，成人后去寻亲生父母的时候也必定要“惶骇不测”一样，诸位少小离家老大还的海归们，在飞机上怕是脑子都快要想烂掉、恨不得哪个无所畏惧的后生小子赶紧爽快捅自己一刀的。所以此类人归国前，一般总会有两三个君子朋友为之担心，并劝说道，还是不要回去了吧，世事难料，勿谓言之不预也。 2002年6月19日。 July 26 转贴宇凡的转贴中国男足为什么总是输?
一、草皮不适应
1、草皮太硬了 2、草皮太软了 3、不适应阔叶草及其它一些草 二、天气原因
1、下雪 2、下雨 3、下冰雹 4、阳光太好了 5、冷 6、热 7、不冷不热（不能给对手造成麻烦） 三、赛场因素
1、场内因素： A、裁判帮他们 B、裁判不帮我们 C、对手身体太强壮 D、对手技术太细腻 E、门柱帮了他们 F、对方守门员发挥BT+超常 G、补时太短 H、补时太长 2、场外因素：
A、客场作战，气氛影响 B、主场作战，干扰太大 C、观众不为我们喝彩 D、有人往场内扔手雷 四、抽签抽得不好
1、同组都是强队踢输了，我拷死亡之组，按惯例当然应该中国队输。 2、同组都是中等水平队踢输了，主要是想赢怕输的思想包袱太重了，队员们没能放 得开手脚。 3、同组都是弱队踢输了，对对手不够重视，麻痹大意，一时疏忽。 五、其他原因（外在）
1、对亚洲强队踢输了，恐X心理在作怪，走不出阴影。 2、对亚洲弱队踢输了，对手进步太大了，太大了，我们对他们没有秘密可言了都。 3、对欧洲弱队踢输了，中国队输给了欧洲队。 4、对欧洲强队（比如意大利队）0：1踢输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国队仅以0：1输给了强大的意大利队！！ 5、对欧洲强队（比如意大利队）0：10踢输了，中国队踢出了自已的一惯水平，队员们也努力了，结果也不出全国人民所料。 6、对欧洲强队（比如意大利队）0：100踢输了，精彩的比赛！意大利某球星进了20个，某球星进了25个！看来中国队跟意大利队的水平差距确实是有一点的。 六、其他原因（内在球员）
1、“海龟派”没回来踢输了，我们雪藏主力。 2、“海龟派”回来踢输了，时差没倒过来。 七、 其他原因（内在综合）
1、主教练技术差！ 2、中国球迷素质差！ 3、中国足协这个名字差！ 4、中国队——队医技术差！ 5、中国足协领导人——办公室里那位倒水扫地的大妈差！ 八、没有我们想不到的 草皮不软不硬，天气不冷不凉，裁判和门柱净帮着我们，对方没有守门员，补时时间长短我们说了算，到第三国去比赛，观众全都为我们猛喝彩，观众全都不往场内扔手雷，抽了一个人人都说好的签，“海龟派”回来后猛睡了一个月倒回时差参加比赛，换了个主教练，换了批外国球迷，换了个中国足协——的牌子，换了中国队——的队医，换了个中国足协领导人——办公室里的打杂大妈，踢输了—— 综上所述，原因是：今天我们队，真TM不在状态！！ 盛世奇谈卫生部长陈竺用英文发表学术演讲
2007年07月26日 新京报
本报讯 (记者郭少峰 浦峰)前天下午，卫生部部长陈竺在清华大学华人生物学家“生命科学前沿科学论坛”讲述了自己在白血病方面的研究成果，这是他科学研究的强项。不过，这位履新不到一个月的卫生部部长并没有回答关于医改方面的提问，他说自己现在正在搞调研。
陈竺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后，医改对他而言是一个撇不开的话题，但至今为止，他仍在医改问题上保持着低调。陈竺履新虽然还不到一个月，但他先出席了中国社区卫生协会成立大会，然后他随同温家宝总理到淮河防洪前线，几天前他又随同温家宝总理前往北京西城区考察北京医保工作。
前日，陈竺就自己的科研专长白血病研究，用英文兴致勃勃地发表了一个小时的学术演讲。首次公开亮相时，他低调审慎发言未脱稿，前天，他以自己正在搞调研为由拒绝了记者关于医改的提问，保持了他一贯的谨慎。 July 25 礼物再次锻炼度日，汗流浃背。流汗之余，昨天没有电话，魂难守舍。想想，一切在所难免 － 人心好恶古不常，好生毛羽恶生疮。
幸而今早发现了其它的礼物：去年底交付的论文，终于发表在这期的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上。这是我的第一篇期刊论文。谢谢赵老师。只是网上无法看到全文，不知改成了什么样子。不过想来没有多大变化 － 至多是从大熊猫改成了小熊猫。同宗同种，可以接受。 July 23 眼前虽然是黑夜，不久就会大天亮乌有之乡发起人之一许可，在六天前病逝了。此人我并不认识，但所有这样的人物，都值得最发自肺腑的钦佩。
明天是我的生日他的头七。用来送他上路的，我只能想起这一句。
转郑现莉的悼文一篇：
几个小时之前，许可，滋根基金会中国项目区的负责人之一、乌有之乡书店和网站的最初创办者、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多年的老朋友，因心脏病医治无效去世了，年仅31岁。
噩耗是通过手机短信传来的。几天之前我在北京的时候，还有消息说他病情很稳定，我竟没有赶往医院去看看他。
夜，是如此的深，可我却毫无睡意。我要写点带有感情色彩的东西。
随着岁数的增加，见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也多了，人也许真的是越来越难以动感情了。对我这颗从初中起就极端迷恋数学的理性头脑来说可能就尤甚了，在此之前，只有三次落泪的经历还依稀存在于我的记忆之中，而今晚，可算是第四次了。
第一次大约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村子里刚刚通了电，有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主人家每天晚上都把它搬到院子里象放电影一样，全村几十号人围坐在一起，其实它仅仅能收到两三个地方台。每当周末我从学校里回到家时，也会经不住它的诱惑。有一次电视里播放的是刘德华主演的那版《神雕侠侣》，当小龙女将那颗唯一能救她性命的绝情丹抛入深谷中的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男女之间的感情可以超越对生命的珍视，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第二次应该发生在1995年的上半年我高一下学期的时候。我刚刚经历了人生也许是最惊险、最关键的一关，在命运的照顾和自己的努力下，我终于进入了当地的一所重点高中。一天晚上，学校组织我们去看了一场电影，名字早已经忘记了。故事发生在红军长征过彝区的时候，为了试探红军，彝族武装让一名少女赤身裸体躺在红军必经的路上，而他们埋伏在两边。红军派出了一个小战士，没有携带任何武器，用树枝挑着衣服一步步地靠近女孩，盖在她的身体上。误会解除了，当天的篝火晚会上，少女邀请男孩跳舞，感情就此萌发。第二天红军开拔没多久，男孩因为违反纪律拿了群众一点东西，被枪毙了，就葬在村边上。那名少女终身未嫁，常常站在村头等待着他还能回来。而她不知道的是，她心爱的人其实一直就在她身边。听到电影里的这一解说词，我不知不觉泪流满面，因为在我边上不远处，就坐着我暗恋的那个优秀的女孩。记得泰戈尔曾说过，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不是高山阻隔，而是我坐在你的对面，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从此以后，我深陷其中，多年不能自拔，及至今天也还对我的生活发生着影响，尽管她高二考上北师大以后我们就很少见面了，自从她2000年毕业之后我们只见过两次，即使今天再见面也未必有多少共同语言了。我后来了解到，剧中男孩的原型很有可能就是毛泽东的妻弟贺敏仁，他是贺子珍的弟弟，16岁就参加革命了，在长征中经过藏区的时候，他违犯纪律进入喇嘛庙拿了几个铜板，被谬传为拿了1000块大洋，在没向毛泽东请示报告的情况下就给枪毙了，一直到长征结束毛泽东才得知，但也只说了一句“红军就是要有铁的纪律”。
第三次发生在我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中国改革·农村版》没多久。董达原是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人，因修建桃林口水库搬迁到抚宁县榆关镇，因为补偿款不到位及其他原因，他成了当地的上访代表。他的胳膊原来受过伤，植入了一根十多厘米长的钢钉，在与“人民警察”的一次身体接触中，钢钉被抽出足有两厘米。我见他的时候是在2002年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最初是赵岩接待的，后来他让我也介入其中。中午的时候，赵岩、我、董达，记得还有另外两名上访代表，一起在杂志社边上的小饭馆里吃饭，饭菜刚上来没多久，董达伸出了他那只胳膊给我看，钢钉周围早已经化脓了，很恶心，我顿时失去了胃口，强忍着没有吐出来。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又一次落了泪。后来，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秦皇岛市又给他们这一万多移民补了一些钱，但依然没有达到国家法定的标准，移民中的几个代表还被劳教了一年、两年不等。再后来，在赵岩那里又见到过董达几次，其时他的胳膊在别人的捐助下已经在医院里重新做了手术治好了。但他们所反映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完满的解决，他们所举报的腐败问题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现在的他还好吗？已经很久没有消息了。
我第一次见到许可应该是在2003年的年初，他和另外几个朋友刚刚从贵州来到北京，在回龙观城铁口附近租了一套房子，打算在北京开一家书店，销售、宣传能反映底层民众利益的进步书籍。一个周末的早上，我的一个朋友拉我一起去看他们。走进屋子，满满的全是他们托运过来的旧书，大部分是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类的，还有经典理论著作。除了书柜、餐具，没有什么别的家具，他们全都打地铺睡。能看出，他们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对社会问题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不然是不会逆社会潮流做这些事情的，我当时就对他们这个计划的商业可行性提出了质疑，但他们还是坚持下来了。
后来见到他就是在北航西门了，乌有之乡书店已经开张。他的那些旧书没有摆在柜台上，摆上的这些书内容都很好，这里逐渐成了我的一个精神家园。由于那时很忙，其实去的次数并不多。再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离开了那里，好在继续主持书店的人也是我的老朋友，知道他去了滋根基金会，主要在贫困地区支持中小学教育的发展。这应该跟他在大学的经历有关，那个时候他就组织学会，发动大学生们捐款捐物，然后分门别类将这些东西送到农村去。虽然我也做了一些农村工作，但和他相比，明显少了一些感情因素在里面，相反在工作中我是尽量避免这些的。
去年再次见到他，我们已经有两年多没见面了。大约是8月初的一天晚上，我随着他到滋根基金会在沙河创办的一所社区学校。在路上，我跟他开玩笑，问他为什么还不找女朋友，还说要不要我帮他介绍，其实那时候我也和他一样。他比我还大了几岁，已是“而立”的人了，但看上去很年轻。他笑了笑回避这个问题，同行的人也都对此保持沉默，我就预感到这里面有问题。当晚，基金会的于鲁平【我常常喊她“小平同志”】悄悄告诉我，他的心脏有问题，不能结婚。我这才注意到他的确身体显得很虚弱，不能拿重东西，多走几步路就气喘，说话也柔声柔气，我原来还以为他性格本就如此呢。
再后来，我们见面就多起来了。接触最长的一次是我们，还有另外几个人一起到基金会在河北青龙的项目点去。到达的当天晚上，我和他住在一个房间里，夜里他气喘的很厉害，声音很响，连床板都在晃动。尽管如此，他还是和我们一样跑了很多地方，事无巨细，考虑的非常周到。他的特点就是做事非常认真，任何细小的事情都不放过。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去年滋根基金会要从梁漱溟乡建中心借调一名学员去他们那里工作，为此要签订一份合同。他通过电话和乡建中心的工作人员就合同的每一项条款都仔细商讨，各种可能性考虑的都很周详，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几乎使得乡建中心都失去耐性了。
今年年初，他的病情加重了，做手术需要二十多万，尽管他有医疗保险但还差着不少，我的朋友们都在想办法为他捐款。我的经济状况一直就不太好，我口头许诺认捐1000元，但我当时只能拿出500元，然后我又从在北大念书的一位美国留学生那里募捐了600元，这样我拿着这些钱去了他的住处。中午在他那里吃了饭，临走时借了一本《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我没有医学知识，看不出他和平常有什么区别，还是那样的“温文尔雅”。随后不久他就住进了医院，我也因为工作关系离开了北京。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怎么也没想到这竟是永别，剩下的那500元我竟没地方捐了！在我遇到北京的一些老同志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想到这个词，老是担心再也见不到了。但从来没有将这个词和我的年轻朋友们联系在一起，总觉得这个词离我们太遥远了。
我要对你说，放心地去吧，你的后来者越来越多了。
我们都是时代的产物，没有这些年社会矛盾的急剧演化，我们不会认识，更不会走到一起来。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家庭的影响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社会因素。
他比我早几年上大学，那个时候的大学生比今天优越多了，学校里涌动的是创业的激情、出门赚大钱的冲动，乡村里的贫困离他们很遥远，根本进不了他们的视界。在这样的情势下，许可开始做乡村工作，是需要点精神的。也许是家庭教育给了他一颗同情心，一旦与日益贫困化的农村现实碰上头，创举也就产生了。我没有考证过，他所在的学会是不是中国大学中最早的三农类社团，但至少也应该是较早的一个吧。后来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出来后，大学中的三农类社团如雨后春笋一般，乡建队伍蔚为大观，日益壮大。
近年来，社会矛盾日益向知识群体展现其狰狞的一面。受到过高等教育的这些年轻人，再也不是天之骄子了，面对日益高昂的教育费、医疗费、房价等，以及日益严峻的就业市场，我们再也自信不起来了。于是，学校以及主流媒体交给我们的所有信念，都应该在这一社会现实面前接受最严格的审判。究竟有哪些是应该为此负责任的，哪些是应该被抛弃的？
现实的逻辑永远高于理论的逻辑，再顽固的头脑也会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历史一再为此做出注脚。
在网络时代，知识精英们垄断社会意识形态的难度越来越大了，事实证明，技术进步不是在阻碍人类社会往前发展，而是促进人类认识人类社会自身规律的巨大进步力量。我们应该欣喜地看到，网络上的年轻一代，对各种社会理论和中国自身历史的反思大大加深了，而且速度也在越来越快。在我1997年来到北京的时候，曾几何时，历以宁、吴敬琏、茅于轼之流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并且当时也很少有人认为有质疑的必要，在年轻学子中更是如此。但时过境迁，变化如此之大真是令人难以想象。这表明，年轻一代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了，他们已经开始逐步摆脱主流精英对他们的洗脑了，尽管还有更多的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早就已经被“洗”了。
但是，反思还需要深入。我们不仅要知道今天的社会是什么样子，还要弄清楚它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远景轮廓已经慢慢显现出来了。
记得有一位物理学家说过，死在量子力学大发现之前是最不幸的。同样，你在思想解放的曙光来临之前离开了，也是不幸的。而活着的我们是幸运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浪费眼前的一分一秒呢？
起来吧，拥抱曙光的到来，这是青年一代最光荣的使命，这是对先行者灵魂最好的告慰。 从头到尾，昏昏欲睡去九公山看爷爷，去姑奶奶处过生日。
蹿一蹿的年纪终于就要到头。这一年如尾气般逝去，久久萦绕，不堪回首。
前夜梦见好兵帅克，从老长老黑的烟囱里慢慢地摸了出来，长吁短叹，一脸晦气，对坐无语。昨晚梦到秋香三斧分胜负，咬金三笑定江山，想想就无语。当真是一身朽木，满脑糨糊。
歧路虽无为，到时自发威。肆无忌惮的也好，扭扭捏捏的也罢，你们抓紧发酵，我们才好发笑。一切该来的都赶快来吧。 July 20 一年后明天是爷爷逝世周年。一年中无数变化，惟愿无一退化。
去年此时已经写完的论文序言，到今年终于译成了中文。此祭。
我的祖父，中国革命最后的幸存者之一，去世于2006年7月21日，我正式交付此文英文稿于校图书馆后的第一个黎明。他的告别仪式举行在两天后，我23岁生日的前一天。我的祖父也曾像我一样年轻。在出任地方民教馆教员和助理干事之前，他曾是一名热衷于网球、西方文学和雕塑的新青年。但在1937年他23岁生日的前几天，他与我祖母同另外九名青年一道乘舟离开了家乡淮阴，经过五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中心延安。那是他们此后一段时间内学习、工作、结婚和生活的地方。跟那些走投无路逼上梁山的革命者相比，我的祖父母有其它的 － 可能是更好的 － 选择。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条更加艰难困苦的道路呢？青年人不可避免的激进，还是确实存在的信念？这个问题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激发我的兴趣。自他们踏上征途之时起，已经过去了七十年。他们的付出值得吗？我对最后一次看见他们在一起的情景印象深刻。祖父忧心忡忡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重度忧郁中度过的）靠在祖母病床边的轮椅上，目光像子弹一样打在电视屏幕上，那里面正演着一套打情骂俏、玩玩闹闹的清宫武侠剧。他连续盯了几分钟，之后是不停的叹气：“什么玩意！” 他参加革命时想到这些了吗？他是和我现在一样彷徨吗？
1977年我的父亲23岁。那时他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英语文学。“文革”让他的高中泡了汤。但不论怎样，他和我的母亲也算是“八十年代新一辈”中最幸运的人了。不然，我又怎么可能有机会先后在美国、加拿大读书呢？我这么个年轻的后毛时代中国改革的男性受益者，还想要些什么呢？还能要些什么呢？为什么我会想要研究那些对“改革”持批判态度的东西呢？为什么我的母亲，一名极其忠诚的共产党员，会那么震惊于我的论文题目呢？为什么她总说我做这样的论文让她简直没法跟她的同事开口（而这正是一位自豪的母亲最热衷的事情之一）呢？是什么让她如此尴尬？是什么让她如此害怕？我的父母在2000年送我出国时想到这些了吗？他们的付出值得吗？
我自己的付出值得吗？感谢我令人羡慕的家庭，我的前景是光明的，远大的，多向的。但从世纪之交开始，不知何故，那些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改变了我祖父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也逐渐感染了我。现在想来，我记起自己1999年5月9日早晨在寄宿高中操场主席台上为阻止那些想要游行到美国大使馆扔石头的学生而发表的慷慨激昂的演讲。我记起此后热火朝天的网上讨论。讨论的参与者都是像我一样的学生，讨论的内容都是对我们的生活影响重大，而绝大多数媒体却不理不睬不闻不问的话题。我记起我在2001年3月参加语言能力测试（Language Proficiency Index）时所作的散文。文章的要求是假想并记录自己与一位历史名人在某个特定话题上的讨论。给出的建议是与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谈信仰，或是与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谈正义。我毫不犹豫地写下了“与毛泽东谈理想”。“回答我，主席，” 我问道：“变革从哪里来？” “穷则思变”这个曾先后引导了毛泽东时代中国革命与后毛时代中国改革的标语是我脑中的第一反应，紧随其后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社会不公的切实体验。
毛泽东去世已经三十年了。 只有一部分中国人富了起来。对普通的中国公民 － 不论是被剥夺权利的农村居民还是不知所措的大学学生 － 来说，穷则思变的道理仍然适用 － 只不过是以一种不同的，对此前否定之否定的方式适用着。掌权的右派精英们已经再也不能对“为什么大多数人没有富起来”的疑问简简单单随随便便安安逸逸轻轻松松地回答“中下层的人们素质低”了。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重新浮出水面并越演越烈的2006年及以后的可知岁月里，这样不争论的日子恐怕将一去不复返了。这场论战和它所反映的斗争是如此普遍、如此猛烈（说它“触及灵魂”并非夸大其词）、如此古老而又如此现实，它事实上已经停滞了中国自1978年来令人瞠目结舌的改革进程。
下面的文字记述了这场正在进行的不平衡的决战中的一方 － 中国左翼的网络复兴。既然《矛盾论》对某些“分子”来讲是那么可怕，提起就是罪过，我干脆将确实存在的（actually existing）中国左翼作为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多重决定的矛盾”（overdetermined contradiction）的表现之一。这种结构性力量（structural forces）的多重决定涵盖了五个隐于下文的变量（variable）：代际政治（generational politics）、信仰系统（belief systems）、制度（institutions）、科技（technology）与全球化（globalization）。你看，在加进洋老爷的专用名词之后，这些单薄、凌乱而激进的中文一下子变得多么严谨，多么“学术”，多么言之凿凿，生机勃勃，“与时俱进”，“与国际接轨”！当然喽，这些变量中的每一个都不是孤立存在于其它四个之外的。它们更加不是孤立存在于我的个人立场之外的。我的个人立场是什么呢？一方面，我是在一个仍然自称“社会主义”，却不断引进并积极推广与其所有内涵格格不入的资本主义政策和样板的后革命政权（postrevolutionary state）中土生土长而长年留学在外的年轻的独生子。另一方面，我是一名在“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的歌声中长大，由于体验到所有那些激发和合法化了中国革命的因素 － 社会不公、阶级矛盾、犬儒外交与帝国主义 － 而奋起利用自己的所有特权，抓起革命和历史的两手来对抗反革命和反历史的两手的革命后代。在这个重新出发的过程里，我将互联网 － 这个在资本与国家的联手殖民下正迅速沦为资本积累与政治操纵的公开据点的媒介 － 当作批判性社会传播（critical social communication）与政治身份构成（political identity formation）的坚固阵地。因此，以下文字并不仅仅是关于并献给我自己，更是关于并献给一切中国以内，一切中国之外，一切已经体验和一切正在体验中国变革的人们的。这个话题的意义在如今可能还并不十分明朗。可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 July 17 佛曰：偶也素凡银，偶8知道未曾想竟有不开眼的同志能在四面楚歌之时，毕其全力突出重围，奄奄一息地爬到我处咨询人生。路幽则步难止，情长则人不寿。这场景实在荒唐：滚滚人潮下，暗暗热风中，两个奄奄一息的行者一顿对视，一个满脸期望，一个举目无光。难道是要比谁更先倒下？
此正是：鲁班学艺终南山，千辛万苦把山攀，山头草长屋也乱，活人只剩一老汉 － 那老汉，真叫惨，腿脚巍巍身骨颤，神形尽散脑袋宽。鲁班登时心智乱，伸手方要把他挽，老汉咳，声声慢，顿脚低吼你别管，张口连呼你真烦：俺这眼看就要完，你学艺与俺何干？
于是我对他说：老天爷下雨，潘金莲偷人。车尔尼雪夫斯基问：怎么办？佛曰：基本上，这件事，难。 July 16 倒这三天统共睡了五个小时。除慢慢发病外，每晚照例一倒再倒，不知为何总难入睡。在迷糊与迷茫之间，幻觉和幻听同时出现，从夜半更深到晨光初显，徐徐盘桓，久久不去。这叫回什么返什么来着？还是光什么照什么？继续回返，继续光照，只是我要返，但愿你别照。虽然坏事难变好事，也总不能往反方向努劲儿。让好事变成坏事，那该是多么大的一件坏事啊。 July 15 大家乐，全民党“中国共产党可以允许党员信宗教自由。这有助于党总书记胡锦涛提倡的‘和谐社会’的建设。”
据5日获悉，中国共产党的党干部教育机关——中央党校草拟报告，建议共产党放弃党员无神论立场，党高层干部正在对此积极地进行研究。因此，有分析说，中国共产党也许会逐渐扩大信仰宗教自由范围。中国共产党党校负责对党员的教育，还负责党的政治改革研究。
星岛网报道说，党校早在3年前就草拟了建议允许党员拥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该报告，面临今秋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该报告已经在党干部之间传阅。报告介绍了面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党内正在进行研究的各种政策改革措施，并建议允许党员信宗教自由，不要将无神论强加于人。 星岛网报道说，对于该报告，共产党高层干部也在积极地进行研究，在共产党内部刊物中出现了“宗教有助于实现胡锦涛总书记提倡的‘和谐社会’”的陈述。 “报告建议的改革内容之一，是要求中共放弃党员无神论立场。报道指出，中共高层可能接受这种改变，因为在近期的中共官方论述中，对宗教在促进“和谐社会”的作用上已经抱持积极态度。” “这篇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是中央党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课题的一个子题，课题组成员包含周天勇、冯韧、唐海滨、马怀德、王安令、辛鸣、韩保江、龙元文、梁朋等中央党校及大陆各大学的研究人员。” July 10 Joan Baez's Island in the SunThe rythme and lyrics keep coming back to my ears these days - easy listening for an utopian idealist, wouldn't you say?
This is my island in the sun
Where my people have toiled since time begun I may sail on many a sea Her shores will always be home to me Oh, island in the sun Willed to me by my father's hand All my days I will sing in praise Of your forest, waters, your shining sand As morning breaks the heaven on high I lift my heavy load to the sky Sun comes down with a burning glow Mingles my sweat with the earth below Oh, island in the sun Willed to me by my father's hand All my days I will sing in praise Of your forest, waters, your shining sand I see woman on bended knee Cutting cane for her family A man stands at the waterside Casting nets at the surging tide Oh, island in the sun Willed to me by my father's hand All my days I will sing in praise Of your forest, waters, your shining sand I pray the day will never come When I can't awake to the sound of drum Never let me miss carnival With calypso songs philosophical Oh, island in the sun Willed to me by my father's hand All my days I will sing in praise Of your forest, waters, your shining sand 京华时报的深度报道就这样被无视了质检总局回应北京半数桶装水造假报道2007年07月10日11:04 中国网
2007年7月10日，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司长邬建平出席在国新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时，对“北京市场半数桶装水造假”报道给予了回应，他表示“北京市饮用水总体的抽样合格率是96.9%。这是我们负责任的抽查数据。” 在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今天中国日报报道说在市场上有出售假矿泉水这样的水质产品给消费者，不知道在座的各位能否给我证实这个事件，是否已经开始就这个事件进行调查？” 邬建平回答说，你提到关于矿泉水的问题，昨天在有关网站上披露了，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信息。目前国家质检总局正会同有关部门对此事进行调查。但是从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看，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于今年5月10日对北京市141家饮用水生产企业的162种产品进行了国家监督抽查，合格了157种，总体的抽样合格率是96.9%。这是我们负责任的抽查数据。刚刚你说的水站的问题，我们不排除个别水站存在这些问题，但是对这些问题我们会进一步进行调查，在适当的时候向新闻媒体公布调查结果。这是我介绍的第一方面。另外，我还想提醒一些媒体，个别水站的个别行为，不能作为一个行业的整个问题，我们觉得应该区别对待。 July 09 我就是不明白，你怎么这么呆今天才看到这则旧闻。There goes my first press appearance on a HK paper, in an awkward way. 明报驻京的阮大记者啊，我怎么就看不出来我自己原来是这么个意思呢？难道是我很呆，你比我更明白？
駐京周記：十七大前夕胡錦濤左右受敵
2007-06-04 国家主席胡锦涛本周将会访问瑞典，势必加剧内地对瑞典社会主义模式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 2月发表〈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檄文，一石激起千层浪，争论至今未息。《南方周末》本期发表共运专家高放〈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百年分合〉，试图说明两者没有根本分别，但相信也不可能让“左派”偃旗息鼓。
“民主社会主义”反暴力 谢韬文章的要害地方，其一是中国不应该有终极目标，也就是说宪法中以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要取消；其二是暴力革命过去是错误的，这个历史问题可以纳入“不争论”范围，但现实意义是，今后即使无产阶级如何受到剥削，也不应暴力反抗。观点引起北京、上海、南京的左派分别集会激烈反对。他们认为，在中共“十七大”即将召开之际，蓄意抛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纲领，目的是企图影响中央对政治改革的决策，取消中共的合法性，颠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而谢韬文章所代表的决不止是谢韬一个人，而是一批人、一股势力。 左派促解决两极分化 这里所说的“左派”，不是过去党内的左派，而是民间学者，他们是凭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同情在改革过程中利益被忽略的工人与农民，举起旗帜代表他们的利益，对改革开放的现状提出质疑。由于他们在建制内没有地位，所提出的主张也不为当权者接受，或可被称为“孤独的左派”。他们一方面嘲笑现今的中共距离“无产阶级政党”性质愈来愈远；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共真的朝官僚资本主义的方向愈走愈远。极端的甚至怀念毛泽东的功绩与路线，遂成为右派攻击的话柄。 “左派”当中也不乏理论家，全力支持邓小平改革的刘国光教授最近反驳谢韬的言论中，就明确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不能离开这个大方向；开放是保持主权和增强自力更生能力的开放，不是让外国资本主义控制我们”。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论”，指瑞典的生产力高，人民富裕，“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就解放了”。两者的分别在于，前者认为政府的角色决不是仅仅提供公共产品，还要积极承担消除两极分化的责任，后者则认为市场经济已经取得空前成就，今后只要按民主社会主义的方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可以。 “左派”对当权者的态度是复杂的。笔名“中史俞”的作者一方面承认现政府对改善两极分化的承担：“好在黑夜的尽头总是黎明，当多数西方分析家仍寄未来于中共党内保守派与改革派间的精英斗争之时，中国已然进入反思市场改革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推动者，不仅是亮剑出鞘的新一届政府，更是影响日深的上层和民间左派。”但另一方面，又认为政府正受右派攻击。文章说，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了极端市场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权威主义的离奇组合，其目标是以稳定形式激进化经济与政治的演变，用权力保证动荡时期的市场化进程，并在全球化浪潮中寻求国家的完全退出。 影响胡总十七大表述 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夕，意识形态的争论将会愈演愈烈，这加添了胡锦涛在十七大文件上如何表述的挑战，也是观察中共路向的指标。 【本欄逢周一刊出】明報駐京記者阮紀宏
下划线的那句不是“文章说”，而是“汪晖说”。阮先生显然是搞糊涂了 － 也许，比我还糊涂？ July 04 Say hello, and try, try, try really hard to march farewell转载网友评论： 廖首长说服装也重要的装备，有点道理。但红军服装是大杂烩，可打败了穿着正规的军队。而且从建军到八十年代前，我们的服装没有超过任何一支交过手的军队，也都打胜了。说胸前增加了姓名、资历、职级等，给谁看呀？把身份证贴到胸前算了。还说是解决了和外军比，胸前太空的问题 － 要解决空，办法多了，也不用把资料都告诉不相关的人呀，相关的人本来都互相了解，也用得着见面先看胸？再说，胸前多点东西，不如枪膛里多点弹药。没打过仗的上将中将们，就在电脑前、办公室里想着怎么和外军比形象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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