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从网络、报纸了解到通钢广大职工群众为维护国家财产和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了解决的斗争，取得了一定战果，我们重庆特殊钢厂数万职工家属向他们问好！坚决支持通钢工人的斗争！通钢职工家属们辛苦了！

我们重特钢厂（二钢）和吉林通钢都是冶金系统的、有着光荣传统的大型国企。说起重特（解放前系国民党24兵工厂），在国内外也有点名气了，尤其是毛泽东时代，广大职工以厂为家的忘我劳动，为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改革开放后，重特从1994年起推行改制重组、带资分流，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减员，强行把职工双解下岗（大约1万人）。当时广大职工都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到了今天，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大家才认识到改制重组就是把国有资产改到贪官资本家腰包去了，改成资本主义复辟了，普通职工深受其害。

2005年重特职工为维权遭受了那年的“10.7”双碑大血案。四年时间很快过去了，有的老工人至今伤未痊愈，我们永远都忘不了那场法西斯暴行，也希望通钢的工人兄弟们提高警惕。

重特钢厂有个很大的足球场，每天有千人以上在一起喝茶玩耍，议论各种新闻话题。最近几天来，围绕通钢工人维权，工人们自发地多次举行座谈，参与者有众多老工人和年轻人。大家一致认为：通钢工人有硬骨头精神，作得好，很有代表性，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老工人李××说：“我是50年代的党员，参加过抗美援朝。回国后到厂里工作，以前工资低，工作艰苦，下班后还要学习，有时还参加义务劳动，我们都一心为工厂和国家。可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厂与全国其他被改制的国企一样，把工人整下岗，技术单一的钢铁工人根本难找工作。现在人老了拿一千把块钱，子女双解下岗，老工人思想上、经济上压力太重了。这叫什么改制重组？完全是整工人。我根本想不通，我死也不会瞑目的。通钢工人的行动好得很！我说对那些大贪官应该全部打死，因为他们抢我们工人的血汗钱最多……”陈师傅说道：“通钢工人阶级觉悟高，他们的行动像春雷一样，一是给万恶的资本家敲警钟，二是给弱势群体穷工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们的行动好得很！也帮我们特钢工人出了一口气。以前我们特钢人对改制重组认识不清，经过历史的发展才知道少数人是怎样发财致富的。特钢越改越坏，最后亏损达到50多亿，到2005年7月突然宣布破产，至今无法人代表，没有抓出一个贪官。当权者多次说要清查，四年过去了，一点声音都听不见。我们创造那样多的财富被贪官抢光了，老百姓非常痛恨，非杀掉贪官不可……”李××接着说：“当我知道通钢事情，我认为非常好，实在是大得人心，大快人心！”“可以说，我们特钢几万职工家属对通钢工人阶级的维权壮举完全支持！大家都认识到，现在所谓对国企的改制重组，就是抢夺工人的血汗成果，改成私有制，把工人搞下岗，吃低保。如此这般，工人们的日子怎么能好过？怎么能和谐稳定……”

群众对通钢工人维权的评论言论还很多，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总之，通钢工人阶级的行动使我们更加深切感到：特钢工人一定要团结起来，向吉林通钢工人阶级学习！坚决打倒内奸叛徒卖国贼！我们相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去迎接美好明天早日到来吧！

重特广大职工家属

2009年8月1日

Urumqi: A number of Uygur people gathered Sunday afternoon in Urumqi, capital of northwest China's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ttacking passers-by and setting fire to vehicles.

Large number of police officers and armed forces had rushed to the site to maintain order. According to one of the officers, about 300 to 500 people were involved in the incident. Police vehicles were attacked and burnt.

The crowd turned over traffic guardrail and interrupted traffic on some roads in the city. They also shouted slogans as they moved.

Around 10pm lat night black smoke was rolling up from the direction of Erdaoqiao, where the International Bazaar, the landmark of the city was located, according to an eye witness

Curfew was imposed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city last night. China Mobile phone service was jammed within the city and all public transport was also suspended.  

The incident was suspected to be related to a recent massive fight at a Hong Kong-owned toy factory in Shaoguan on June 26 this year, leaving two killed and 120 injured.

Chinese Media Censorship and Western Media Reporting of China in the Year of the Beijing Olympics
Yuezhi Zhao,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在今年的奥运报道中，中国的媒体审查成为西方媒体的焦点之一。中国媒体审查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但仍然需要问：谁从中国媒体审查中获益，谁才是真正的被审查目标？

在我看来，西方的“人权十字军”和外国记者们应该超越简单的“人民与党对立”的假想。事实上，中国的审查制度在过去30年间一直是党用来辅助“改革开放”的必要手段。被审查制度压制的声音，来自那些反对将国有企业出售给本土和外国投资者的中国工人；那些在血汗工厂工作，为外国资本家产出利润，为西方消费者提供廉价商品的中国工人；也来自中国的“老革命”们和新近涌现的“毛派”人士，他们指责党的“资本主义复辟”和臣服于西方帝国主义。

世人皆知，尽管1978年“民主墙运动”有助于邓小平复出掌权，但随后对新闻出版自由的压制成为其后三十年经济改革的先决条件。1980年小平掌权后，命令将“四大自由”——即人民有权“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speak out freely, air views freely, hold great debates, and write big-character posters）”——从中国宪法（1975年版本）中抹去。

并非是要为中国媒体审查制度辩护，但我确实觉得西方媒体看待中国媒体审查的方式应该超越道德说教与反共谴责。西方也需要在其政治经济精英阶层对中国的经济利益诉求，与民主与新闻出版自由在中国的推广之间，寻求平衡与协调。

这引出我第二个观点。尽管西方媒体以其新闻出版自由为傲，但对中国受众而言，西方媒体是西方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更直白地说，是西方文化优越性甚至文化霸权的代理人。中国受众，尤其是青年学子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国内审查制度早有警惕与批判。他们不仅欣赏仰慕西方的媒体自由，甚至试图将西方媒体自由及其自称的“客观公正原则”理想化。因此当他们发现西方媒体报道中的偏见甚至是种族主义色彩时，其理想的幻灭也就很自然了。我认为西方媒体在2008年初对西藏事件及奥运火炬传递的报道，对西方媒体在中国的“去魅”(disenchantment)贡献良多。这对西方媒体赢取中国公众的心灵与头脑都毫无帮助。

考虑到西方媒体及其内在逻辑，公平地说，在西方世界中部分存在着持续增长的、对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崛起的恐惧与焦虑。在此语境下，西媒对华及奥运报道也一直在帮助西方世界接受这不得不妥协与接受的、变化中的全球权力关系的地缘政治学。深陷伊拉克战争的泥沼，全球金融、石油与食品市场的难以预测的三重危机，再加上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巨大外汇储备、对美贸易顺差、高储蓄率的担忧，看起来，“猛烈抨击中国”已经成为2008北京奥运开幕之前几个月最吸引观众的“体育运动”。

事实上，西方对华关系中本来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西媒不过是在报道中将这矛盾具象化了。一方面，西方投资者被中国市场吸引恰恰是因为后者提供了被压制性的政治环境保障的廉价劳工与低环保标准；另一方面，各人权团体又坚持政治自由与公民权利应在中国优先被考虑。当然，大多数西方媒体本身就是大产业，它们的对华报道也被其商业利益和市场驱动的新闻导向所影响。

在当下更为强化的全球化形势下，问题越发复杂了。西方大学里日益增多的中国留学生，西方国家中不断增长的华人社群，海内外华人之间通过互联网及其他全球即时通讯手段越发增强的互动，都意味着西媒不能再对华人展示其种族偏见。西媒的对华报道将面临全球华人受众的批判性审视。当西媒开始谴责中国媒体审查制度时，与日俱增的全球华人受众的声音在要求西方媒体在对中国及中国人的再现中，实践其新闻自由的同时，也勿忘责任感，以及坚持其自称的公平原则。

BEIJING, March 18 (Xinhua) -- More than 50 Beijing-based correspondents for more than 30 overseas media organizations visited on Wednesday an exhibition marking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Democratic Reforms in Tibet.

Alain Arnaud, Radio Suisse Romande, arrived in China just two weeks ago. He told Xinhua that Western media do not know enough about China and he came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real situation in China and the lives of ordinary Chinese.

Talking about the exhibition, he said: "I want to know what China says about Tibet and I also want to know in what wa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elped the people in Tibet.

"I saw a lot of original documents, which I never saw before, about slavery in Tibet. It is quite impressive ... This is not the image we show in the West when we talk about Tibet," he added.

The exhibition, which opened Feb. 24, has five sections: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Crackdown on the Armed Rebellion, Democratic Reform in Tibet, Half a Century of Conflict between Reunification and Separation, Progress and Regress,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chievements in Human Rights.

More than 500 photos, more than 180 objects and documents and many audio-visual materials present the great changes that have taken place in Tibet over the past 50 years.

Sergi Vicente, Beijing correspondent from Televisio de Catalunya, has been to Tibet and Qinghai. He believed that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ibet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nvested a lot and tried to make people happy."

"Many people in the West have never been to Tibet but they say things such as, that Tibetan culture is disappearing or the Tibetan language is forbidden. I am disappointed about this kind of ignorance," he said.

Two researchers from the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answered the questions of foreign journalists.

"It is a good approach to know more about Tibet and its development in last 50 years," said John Bailey, a correspondent for the South African Broadcasting Corp. (SABC), saying that experts' answers helped a lot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Tibet".

The exhibition in the Cultural Palace of Nationalities runs until April 10. It is co-sponsored by 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United Front Depart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mmittee, the State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the Central Archives, and Xinhua News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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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刊记者 尹鸿伟 发自重庆

曾经备受关注的土地改革实验已经被中央叫停，现在，重庆市又重新开始了新的尝试，但目标仍然是“土地流转”。

“简单点说，就是重庆原来进行的‘股田制公司’改革被停止，改为进行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重庆的一名农业官员说，“尽管只是实验失败，但推倒重来怎么说也是令人尴尬的。”

“土地流转在农村其实早就出现，并且一直存在，愿意流转土地的农民往往是有其他谋生方式的群体，而只能靠土地生存的农民是不可能流转土地的。前者对土地的生存依赖已经很小，后者没有土地则不能生存。”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说。

无论城市发展、农民生活、企业投资还是商业活动，土地资源都是基础。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蒲勇健认为：“土地在中国历来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从重庆土地的命运，能够窥探未来中国土地政策的走向。”

　　不能再前进

重庆市在获批为中国第三个“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综合试验区”后的2007年7月，出台了《服务重庆统筹城乡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允许以农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最引各界关注。《意见》称，支持当地探索农村土地流转新模式，在农村土地承包期限内、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允许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和独资、合伙等企业的试点工作。

这种以工商登记将土地权益正式转化为资本的试验开了国内先河，被形象地称为“股田制公司”。事实上，重庆的“ 股田制公司”在《意见》出台前已经“未登记出现”。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分行透露，截至2007年5月，重庆市已有35家以土地入股的农民公司，涉及柑橘、花椒种植和生猪养殖等农业产业项目；同时，重庆市财政局也从涉农资金中拿出部分给予补贴(本刊2008年第5期曾以《土地命运决定成渝试验区成败》为题进行报道)。

但随后，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调研后，紧急叫停了“股田制公司”的推进，专家们提出以下担忧：首先，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后，一旦经过股权转让，则非农村集体成员也可能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与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发生冲突；其次，一旦入股企业破产，土地则可能用于偿还债务，农民面临失地风险；还有，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股东不超过 50人，而农地入股的公司股东大多超过百人。这些可能出现的情况，都与现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冲突。

“重庆土地入股实际上就是一种以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为资本的投资行为，而投资本身就是有风险的。”蒲勇健说。其实，在《意见》发布的同时有关部门也强调，虽然允许农民以承包地经营权入股，但有两个前置条件：一是经区县人民政府批准；二是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办的‘土地股份公司’只准成功，不许失败。”

蒲勇健认为：“这些措施是继减免赋税、提高农产品价格等方法后，增加农民收入的一种良好尝试。遗憾的是，重庆试验只是在土地管理与使用的方式上发生了变化，并没有突破土地产权的大关，即土地是农民基本财产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法律确认，仍然仅仅是一种生产资料。”

现在看来，蒲勇健与中央政府的专家都在担心，所不同的是，蒲勇健希望“往前走，突破土地产权的大关”，后者却是“不能再前进，必须停下来”。

贺雪峰对失地风险的担忧非常认同。他认为，以卖断若干年承包经营权为基础的土地流转，事实上是一种不可逆的土地流转，农民将土地流转出去获得一些现金后进城，这些进城农民事实上不再可能回到村庄，因为他们已经不再能随时取回已经流转出去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了。“例如最近经济大萧条引发大量企业破产，大量农村打工者不得不回家，如果他们没有了土地作为退路，后果很难想象。”

然而，国家是否应该继续将农民的土地交给农民作为“退路”，而不予其平等的公民待遇和社会保障，经济不景气了就让他们回家种地了事，显然是一个“不能再停止”的追问。

　　戴着镣铐跳舞

“股田制改革”被叫停，在相关报告上，温家宝总理批示要求先行实施“股田改革”的省市要探索以土地入股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这样的消息对于重庆市的官员们不亚于晴天霹雳，辛苦了很长时间，没有想到是这样的结果，而且是中央命令。” 重庆市一名国土官员透露，“参与前期‘股田制公司’改革尝试的官员都急了，而在农民层面反应倒不大，因为工作怎么做，他们都是听政府的。”

一些人担心，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合作社就已经出现过，还成为人民公社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人民公社实验给中国农民、中国社会带来的灾难，上点年纪的人都不堪回首。于是，国家级的专家努力解释：这一次的合作社与人民公社时代的合作社不同，“前者是基于农民的现实需要，后者则是政府强行推进的产物”、“现行的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以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于2007年7月1日起实施。从2002年至2007年底，重庆市已加入“两社一会” (专业合作社、综合服务社、专业协会)的农户达到143万户，占重庆市714.9万农户的20%，农户年增收500元以上。

按照中央部署，重庆市农委已经起草并经重庆市政府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开展农村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决定》，目前已报国务院待批。按照该《决定》，重庆拟发展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股权单一、生产要素合作、股份混和、股权转租及股份参与五种模式。重庆当地一名农业官员认为，上述模式估计可以避免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所带来的违背法律法规的情况，也可避免农民失地，其最大的特点是“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

“既然‘股田制改革’被叫停，那么已经初具基础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将会成为重庆市的下一个发展方向。”重庆市一名政府学者表示。但目前几乎没有官员愿意出面证实。

上述那名农业官员提供了相对清晰的答案：“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承包权永远掌握在农户手中，可以解决非农村集体成员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也可避免两权集中导致的农民失地问题。”但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金融机构要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多渠道的资金支持，但现实情况是，因为土地经营权是个虚拟的东西，金融机构仍然不愿贷款，合作社的融资渠道依然不畅。

蒲勇健也表示，农业专业合作社不能解决土地上的所有问题，如果重庆市仅靠技术性改革注定将不会成功，可能会形成所有人都在参加，但是最后所有人都不想管，也管不了。他说：“我曾经也热切关注过‘股田制公司’的情况，觉得其并非一无是处。股田制有它的优点，应该可以和农业合作社并存，如果目前的法律上有阻碍，为什么不可以考虑修改《公司法》等法律内容呢？”

显然，中国的土地改革必然涉及现行《宪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担保法》、《物权法》等，可以说都在限制着重庆土改，令其不得不“戴着镣铐跳舞”。

“又想改革，又怕风险，尤其是害怕农民失去土地，这就成了改革的悖论。”蒲勇健说，“像西班牙、意大利这些农业比重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本来可以向其学习，但最后仍然有一个关键问题无法逾越，即它们的土地是私有的，农民的自主性很强，可以随时选择加入或者退出。众所周知，中国农民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10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发布，该《决定》在明确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同时，还提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

不过该《决定》也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尽管重庆的“股田制公司”实验遭遇挫折，但是农民土地交易权扩大的脚步已经无法停止，千方百计让土地焕发生机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重庆市土地交易所很快就会有眉目了，到时候将为重庆的统筹城乡改革和新农村建设带来极大的帮助。”2008 年10月底，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的一名官员在电话中向记者透露，“不过在中央没有正式批准前，我们只能保持沉默，免得又遭遇像‘股田制改革’被叫停那样的尴尬。”

不过已经有人先行一步。2008年10月13日，旨在“推动农村产权的合理流动、促进农村资本的有序流转”的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挂牌成立，为全国首例。成都市市委书记李春城和市长葛红林双双参加并一起为交易所揭牌，足见地方政府对于农村产权交易之热衷程度。

贺雪峰则提醒说：“无论是已经成立的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还是即将成立的重庆市土地交易所，我觉得都应该对其经营行为保持一种警惕。因为现在许多地方政府和官员为了财政收益，为了个人政绩，都纷纷打土地的主意，并非真正对土地、对农民的命运负责。”

贺雪峰透露，10月初在赴成都调研期间，自己为此问题“还与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有过激烈的讨论”。他说：“农村的土地无论走合作化道路，还是私有化道路，都不能忘记中国的国情，即拥有稳定的土地制度是必须的。因为差不多还有9 亿农民无法马上离开土地，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并非耸人听闻，所以对于那些肆无忌惮把土地变成旅游、房地产和工厂的牟利行为，我一直保持谨慎态度。”

此前的8月5日，国土资源部和重庆市政府已经签订《推进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工作备忘录》，一直对城乡建设用地挂钩试点持谨慎态度的国土资源部，将支持重庆探索集中使用土地整理专项资金，推动土地整理，并在此基础上试验城乡建设用地流转，建设城乡土地交易市场。

重庆拟建的城乡土地交易市场，将以城乡建设用地转换挂钩交易为主，并拟将部分农用地的流转纳入其中，开展“四荒地”和林地等土地拍卖业务，相对市场化地进行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和农村建设用地指标的互换，以解决城市扩张过程中建设用地需求量难以解决的问题。

重庆直辖10年以来，已经有500万农民向城镇居民转换，占用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同时也释放出150万亩农村建设用地。依据这样的数据计算，重庆市政协常委邱道持认为，“实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重庆不仅可以解决城市建设用地缺乏问题，还可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建设用地用于复耕。”

据悉，正在修改的《土地管理法》仍保留了长期以来备受非议的政府征地制度，不过，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征地产生差价收益部分的分配制度可能会有所改变。因为，城乡建设用地转换挂钩交易频繁之后，如何保障农民的利益无疑将成为突出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两个重要原则，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相信没有一个人反对。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但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却不是这样。他的观念是，白猫黑猫，搞集体经济就不是好猫。它用一个村子的情况，便得出集体经济是神话，必然破灭的结论。

美国出一个破产企业，可以不可以宣告资本主义就要灭亡？显然不可以。集体经济的村子出现一个有困难的企业，怎么就可以断言是神话，要破灭？

这篇报道从一开始便将南街村贬低成神话，缺少客观公正报道新闻的起码道德。这是文革期间新闻报道的恶习，一是为政治观念宣传做新闻报道，以偏概全，放弃新闻的客观性。二是用政治观念筛选新闻素材，放弃新闻的公正性。

想不到今天的右派报纸，会有这种文革遗风。都是政治把人害的，把客观公正的报道新闻变成了搞政治宣传。这篇报道，落脚点不是报道新闻，而是用筛选后的新闻素材，宣传记者政治观点。政治观念控制了大脑，思维偏执，缺少理性；以偏概全，缺少公正。

《诡秘南街村》很诡秘
　　　　　　　　　　　　　　　　　　夏河年

　　《南方都市报》记者上官敫铭撰写的《诡秘南街村》本身就有诸多诡秘之处，现列出其中一部分供参考：

　　这个号称资产数十亿的村办企业集团已经欠债十余亿，3年前悄然“改制”，背后意味着近30年来苦心经营的“神话”或将走向终结。
　　评：这段话明显是误导读者。“欠债十余亿”和“走向终结”是什么关系？如果一边是１６亿的贷款，另一边是２０亿的资产，难道还会必然“走向终结”吗？想必是上官记者怕吃官司，所以小心翼翼地选择了“或将走向终结”。

　　一个隐秘的事实是，南街村高速发展的背后，真正的动力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的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的外来劳动力。
　　评：哪个大型企业不贷款？唯独南街村贷款就犯下了弥天大罪？沿海诸省的高速发展难道没有“大量廉价的外来劳力”？南街村没有赖着民工工钱不给吧？南街村没有血汗工厂吧？南街村没有黑煤窑吧？

　　南街到底怎么样了，记者试图解开其中的迷雾。经过深入调查，我们挖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也看到了又一个“神话”的破灭……
　　评：南街村第一个摘取河南省“亿元村”桂冠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何来“神话”一说？南街村直到现在仍然是中国比较富裕的乡村，《南都》记者究竟想唱衰什么？

　　直到2007年8月，原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漯河市南街村支行营业部主任关某，因挪用公款及金融凭证诈骗等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无期。
　　评：既然知道“此事与南街村并无瓜葛”（中国农行不是南街村的企业），列出这宗经济犯罪案就有渲染气氛的嫌疑。

　　1977年12月，26岁的王宏斌当上了南街村党支部总书记。当时，他还叫王洪彬，参加工作时的第一学历是初小(相当于小学三年级)。
　　评：谁规定了村党支部书记一定要“在职研究生”的高学历？低学历就不允许干出好业绩吗？中国那些高级坏蛋有谁不是高学历？一个能够长期有效管理数以十亿计资产的人，能力未必比《南都》一个酸溜溜的记者差吧？

　　同年，为了维护南街村及其企业的利益，临颍县***局特意在村内设立了南关派出所。该所的目的明确，主要是为了维护南街村的良好治安形势，并为南街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两年之后的1994年，对南街村极为重要的一个金融机构在村中设立。将大量款项贷给南街村的中国农业银行，专门为南街村设立了一个支行。之后，漯河工商局南街分局也在南街村成立。除了这些行政金融机构以外，南街村还设有直属漯河市军分区的武装部(与县武装部平行)，法庭、检察室、纪委等属于镇级的机构也在此设置。
　　评：凑巧得很，本市市区内一家大型光学企业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年轻时第一次走进去，看到从幼儿园到中学都有，里面邮局、派出所、银行等一应俱全，我这个从农村出来的山里娃惊叹过那个“大院”里的机构设置齐全，但从没怀疑过它的合法性。迄今为止，该企业也没有人提出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出去。走南闯北的上官记者应该比我到过的地方多。

　　为了筹集建厂的款项，（１９８０年），村干部们主动借款交给集体，王宏斌甚至变卖家产，直到“家里已没一件值钱的东西了”。在为了集体拼命的干劲下，一座日产20吨的面粉厂在南街村建成。为了建立砖厂，王宏斌想出了“指山卖磨”的点子―――他们先卖掉还没有烧出的砖，用这“卖砖”的钱再建砖窑。在地处省级贫困县的农村，南街村当年创造了一个令人艳羡的数字：40万元。这是两个村办企业的工业产值。
　　评：看来“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这句话有问题。

　　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活动。评定星级，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扣掉的福利，需要自己掏钱买，比如面粉、医疗待遇。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村民除了穿衣、买青菜，从婚丧嫁娶到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费用都是南街给的。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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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街村依然如故。如“查收支，收缴一切不正当收入，与星级挂钩”，“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怎么办？退出赃物，停发福利1―5年，职工开除”这样的规定仍是“村规民约”的内容。
　　评：不“奖优罚劣”难道“奖劣罚优”？“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意思是不是太含混？

　　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向这种“人治”模式提出了挑战。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
　　评：明明是工作没做好受罚，到上官嘴里反而颠倒因果变成了主动挑战什么模式。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清理其遗物时，在其办公室的保险柜中据称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
　　评：“办公室的保险柜”中的２０００万元现金似乎不应该理解为死者遗物，他是名义上的集团大股东，房产证用他的名字说明不了太多问题。如果他包二奶属实，只能说他堕落了，省部级中也有堕落的，村支部书记王宏斌只能“勃然大怒”地说“以后谁再敢这样胡来，死了我再也不给开追悼会了！”

　　在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中，在1995年以前，南街村领导集体几乎不提“小平思想”——王宏斌称，因为毛泽东是发展公有经济，邓却允许发展私有经济。
　　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中国共产党信奉的信条，不同的发展阶段侧重点不同而已，身为记者，应该注意说话分寸，大可不必挑起“族群”冲突。至于南街村村民，提什么不提什么，人家有这个自由，只要不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

　　“永动机”项目并未给南街村带来任何经济效益，2003年左右，南街村才声称“被骗了”，还为此赔进了2000余万。王并未因此而承担任何责任。他在一次大会上公开做了检讨而获得了村民们的原谅。一位当时检讨会的亲历者说，很多南街村老人因王公开向村民检讨，流下了眼泪，“班长为我们日夜操劳，还要受这等委屈”。
　　评：投资失误了，决策者认错了，村民愿意原谅他。国有资产流失由国家追究，村民们自己的钱，是否继续交给他管理那是村民自己的事。

　　“一个私德高尚的牧羊人” 　　
　　2007年岁末，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给南街村捐了10万元，并希望该款用于改善南街村领导班子成员的生活；王宏斌代表全体南街村民在给李讷的回信中则说，李的“无私捐助，体现了真正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高风亮节，以实际行动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破私立公政治课”，并表示此将激发南街村“加快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步伐”。 　　
　　村民们既敬又畏的“班长”王宏斌，还是被认为是一个至今无人替代、私德高尚的领导人。以他为核心的“三大班子”，有责任像称职的牧羊人般，为已进入羊的门的村民们寻找水草、遮风避雨。
　　评：上官此文“漏掉”了王宏斌的后面一句话：“对此我们班子成员非常感谢，但我们决不会用来改善我们几个人的生活质量，而会将全部用于新农村建设。” 再说了，李讷所捐的那１０万元掏的是私人腰包，没有动用什么“社保基金”。

　　《诡秘南街村》引起“轰动”的高潮部分是“注册资本为5亿3千万的南街村集团股权结构，由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占40%，王宏斌占9%，郭全忠6%，贾忠仁6%，王继春6%，窦彦申6%，刘晓青6%，王金安6%，邓富山3%，张平3%，王武军3%，卢林政3%，姚喜兰3%.在12名自然人股东中，出资额最高为4770万元，最低为1590万元 ”。当然，这个动作是“南街村集团第25次股东会议上”做出的决定，并且得到“第26次股东大会”的再次确认。
　　简单地说，南报记者认为“红色亿元村”已经私有化了，而南街村人居然对此予以“众目睽睽的否认”，“对于这一事实，王宏斌的回应只有寥寥数语：无稽之谈！”，“时任党委办副主任王洪凯解释说，在变更时，工商局的人说集团公司应该有自然人股东，‘所以就那么填了’”。 南街村党委办副主任雷德全则反问说：“这怎么可能？南街村还是坚持集体经济的道路”，“如果他们在台上说的和台下干的不一样，他们在南街村一天也立不住脚了。”笔者请问：有谁真正相信他们中的谁会将数千万元明目张胆归为己有？上官自己相信吗？
　　《南方都市报》刊登《诡秘南街村》的时间是２００８年２月，该文除了在用词造句上有误导嫌疑，而且多处大段抄袭《南方周末》记者蒙鄌于２００３年08月发表的《南街村--1.78平方公里上的“大同”》。对照下面这段文字，竟然标点符号都完全一样：
　　针对我村自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部分村民因外出经商或进村办企业工作等原因，疏忽了对农业的投资和管理，出现了把自己的责任田租赁给外村，甚至将责任田抛荒无人管无人种的现象，……现结合村办企业得到初步发展，闲余劳力就业问题可以解决的实际，村委会特此制定实施以下改革措施：
……
二、交了责任地的农户参加村里的集体劳作，剩余劳力由村办企业安排工作。
三、土地交给集体的农户吃粮问题由村里解决，每人每月供应四十斤面粉，每市斤0.18元
……
集体供应面粉，生活不愁，又能参加村企业得工资，告示首先吸引了劳力少、孩子小、缺农具和人口比较多的农户。
　　当然，《诡秘南街村》也不光是“抄袭”《南方周末》，有时候也借过来“改造”。比如，《南方周末》本来是这样说的：
　　1989年南街村企业产值达到2100万元。其后的发展在外人看来匪夷所思，从1990年代开始，农村信用社和银行大批贷款和债券的投入，让南街有了更多的资金。
　　而《诡秘南街村》将时间顺序颠倒：
　　早先就利用信贷资金等银行贷款为集体经济奠定基础的南街村，在1989年集体经济产值达到2100万元。
　　《诡秘南街村》网址
　　http://web.jrj.com.cn/news/2008-02-26/000003329605.html
　　《南街村--1.78平方公里上的“大同”》网址
　　http://www.agri-history.net/rural/nanjiecun.htm
　　对照这两篇文章，重合之处太多，而记者上官敫铭还敢说自己“经过深入调查”。

　　南街村信仰毛泽东思想，没有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更没有强行对外输出其价值观；南街村内部坚持走集体化道路，对外则顺应现实，遵守市场经济的规矩；南街村的富裕程度不如同为集体经济的华西村，但比私有化样板的小岗村强得不止一点点；南街村的自然条件没有任何优势，但生活水平比很多城镇居民高，比中国大多数乡村高；南街村没有血汗工厂，没有黄赌毒，未必每个人都喜欢那种生活，但绝大多数人都愿意过那种生活。它有它的不足，它也会出错，因为不存在完美无缺的社会。如果南街村继续走向富强，我们应该祝福，假如南街村在发展中遇到困难，不要幸灾乐祸。它困难过，辉煌过，又困难过，再辉煌过，几十年它就这样过来了。整个中国都还在“摸着石头过河”，新农村建设也应该允许多种模式。尽管外界对南街村现象议论纷纷，它似乎不肯过多地与人争辩什么，依然埋头坚持它的集体经济，依然致力于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南街村并不认为自己肩负着改造世界的重任，他人何必老想着改造它？

延伸阅读1：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803/33215.html
延伸阅读2：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803/33268.html

China Daily reporter armed with a degree from B.C. university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servlet/story/LAC.20080813.BCOLYREVERSAL13/TPStory/?query=campbell

Tables turn on Vancouver in 2010 Games grilling

Premier Gordon Campbell stopped by Beijing's Main Press Centre Tuesday to sell his message about the state-of-the-art media centre the province is building in Vancouver for the 2010 Winter Games.

Instead, he found himself in a political discussion with reporters from some of China's government-run media who wanted to use his press conference to focus on problems affecting the Vancouver Olympics.

But the questions seemed to have more to do with political positioning than with eliciting information.

"In Canada we will be open to opportunities for people to express whatever views they have," he said. "There will not be opportunities to break the law, [but] we will make sure there will be full and equal expression throughout the 2010 Olympics."

It was a diplomatic message not lost on any of the foreign reporters covering his conference.

"I would have read it that way," said Tomas Bengtsson, a reporter with Sweden's Tidningarnas Telegrambyra. "I think [the Chinese media] get so tired of people coming here and criticizing China about its human rights that they wanted to point out Canada has problems, too."

Campbell was also asked about the recent rock slide on the Sea to Sky Highway. He described the slide as "a 200-year event" and said there will be adequate contingencies in place for any problems the government foresees.

"Clearly the rock slide that took place on the Sea to Sky Highway was something that wasn't expected," he said.

Other reporters asked about whether Canada's lack of approved tourism destination status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affect the Games.

"I can tell you I am always hopeful that we will receive approved destination status," he said. "But I can tell you that even without that we've seen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Chinese tourists who come to British Columbia."

Campbell also faced tough questions from several Vancouver reporters who asked about poverty and homelessness issues. He found himself talking about drug addiction, Vancouver's seedy Downtown Eastside, and the homeless and mentally ill on the streets.

It clearly wasn't what he was expecting when he announced that the new media centre, which will be built at a cost of $2.5 million, will serve upwards of 3,000 reporters and editors who can't get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accreditation to the 2010 Winter Games.

In fact, none of the questions he received dealt with the 2,600 square-metre facility, which will be built at Robson Square.

He gave a terse "no" when asked if he was surprised that government-run media would zero in on the issues of poverty and free speech in Canada.

But the premier also didn't shirk from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even though he knew that these issues would overtake his good-news message.

And he lavished praise on the Beijing Organizing Committee, saying it had put on a "stupendous" event. He said Beijing's transportation plan and its volunteer program were exceptional and he hoped the Vancouver organizing committee will take lessons from them.

Laura Ballance, who is coordinating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media centre, said it will go beyond anything done so far at the Olympics.

"Our facility will be extremely technically advanced," she said. "It will have everything from broadcast feeds for television to green screens [used for camera backdrops]."

The facility is scheduled to open in early 2010. Some of the costs may be recovered through sponsorships and supplier partnerships, Campbell said.

jefflee@vancouversun.com

By BOB MACKIN, 24 HOURS

BEIJING: Premier Gordon Campbell wasn’t expecting this curveball.

The first reporter to stand during the question period of a Tuesday news conference in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Media Centre was well-versed in Vancouver 2010’s weaknesses.

China Daily reporter Andy Yinan Hu asked Campbell how people would get between Vancouver and Whistler if another rockslide hits the Sea-to-Sky Highway and what would happen if Games opponents like the Anti-Poverty Committee try to block the road.

Campbell said every Olympics needs contingencies and Vancouver’s won’t be different. “The rockslide on the Sea to Sky was something that wasn’t expected, it was a 200-year event,” he said.

As for protesters? “In Canada there will be open opportunities for people to express whatever views they have,” Campbell said. “There will not be opportunities for them to break the law.”

Campbell’s news conference was to announce plans for the $2.5 million, non-accredited media centre for Vancouver 2010 at Robson Square. Like the BIMC, it will be the alternative media centre for 3,000 reporters who don’t hav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ssued passes to the Games. Reporters in attendance, however, didn’t seem interested in further details about the Robson Square facility.

Canadian journalists peppered Campbell with questions about the security budget and the troubled Downtown Eastside. Campbell’s handlers eventually panicked and turned him toward Chinese journalists. They asked about B.C.’s water supply, use of alternative energy and the inability of most Chinese to visit B.C. because there is no approved destination status tourism treaty between Canada and China.

Beijinger Hu, who started it all out, spent seven years in Canada and studied communication at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More on the BIMC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Media Centre is in the heavily secured Ge Hua Kai Yuan Grand Hotel in Beijing’s Chaoyang district. Workrooms offer free Internet and live feeds of Games events. There are constant news conferences. Tourism brochures and government-issued propaganda are aplenty. Unlike the Main Press Centre, one can actually get a cup of green Chinese tea. Not authentic Jasmine or Oolong, but the bagged Lipton type. Beggars can’t be choosers.

We’re Not the Best?

At Campbell's news conference, reporters were given a goodie bag containing a souvenir lapel pin, 2 GB thumb drive containing an electronic press kit and a First Nations talking stick in a wooden box.

Neither the talking stick’s box, the card attached to the pin nor the press release and folder contained the trademark “Best Place on Earth” slogan fed to B.C. residents in government advertising. Instead, the usual sunburst-and-mountains logo is accompanied by “Canada’s Pacific Gateway” with a cute, red maple leaf apostrophe.

Tank for the memories

Security was further tightened around both the BIMC and the official MPC on Tuesday. A column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oldiers marched around the Ge Hua Kai Yuan Grand Hotel. Meanwhile, back at the Olympic Green, a PLA armed personnel carrier appeared in the morning next to the security checkpoint at the north entrance of the MPC. Reporters asked why it was there during the morning news conference, but BOCOG officials claimed they didn’t know it was there.